只開放給新加坡土生華人，而排除中國移民，技術上似乎並不可行，且有岐視之嫌。如果馬華方面要“重建新馬華文文學的一體性”，關鍵處是先要處理新加坡中國移民文學的議題，是否能提出更深刻、包容的“新新馬華文文學論述”。分享花蹤文學獎的資源，對區域文化的融合是有助的。另一方面，這也取決于中國移民社群的態度，中國大而新馬小，在全球化時代，這資本差距也被進一步放大，許多移民新加坡多年的中國讀者，對新馬文學也不熟悉。
本土新華方面，從新加坡文學獎的入圍名單，到黃錦樹提到的“南洋理工大學的駐校作家”計劃歷年人選，以及王潤華和柯思仁近日在《聯合早報》的發言，可見新華文壇在憂患意識之中，對保議主義的傾向（王潤華：“未來50年，雖然仍然會有新移民從事文學創作，但新華主流作家應該還是在本地成長的一代。”《聯合早報》2016年1月26日；柯思仁：“不過，文學和文化是在地生成的，如果將期望寄托在移民文學，我看那也不需要。”《聯合早報》2016年5月10日）。
在此氛圍中，要求開放南洋理工大學的駐校作家之“本土作家”位子予馬華作家，將三個不同族群揉合成“新馬華文文學”一體，似乎龐大而艱鉅，短期內無法完成的工程。（不要忘記，花蹤理論上還是華社的資本，南洋理工大學的駐校作家計劃，可牽涉到新加坡國族主義問題）。以現況論，恐怕很少有人是對馬華文學、新華文學和新加坡移民文學都熟悉的，還有很多基礎工作要做。
也因如此，花蹤文學獎反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，比起“建立共同發表平台（副刊、雜誌）”和“共同編纂選集，建立論述”曠日費時，花蹤文學獎工委會只要更改章程，就可踏出“重建新馬華文文學的一體性”關鍵的第一步，反正上一屆他們更改章程，將馬來西亞公民的參賽資格改為“在馬來西亞連續居住十年以上”時，乍看也沒考慮太多太久。
若此事真的發生，那長期依賴《星洲》資本和花蹤文學獎的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，是否已到一個段落？難道我們已站在十字路口，在我們眼前的新馬華文大文學的一個歷史新起點？
以後不再有“馬華作家”、“新華作家”或“新移民作家”了。
我們大家都將會是傳說中的“新馬華文作家”？那裡將會有一個傳說中的“南洋文學共和國”？
好大的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