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马华人宗族发展（第三篇） 扬美郑氏宗族攀山坐船外闯 世系汇志记载祖籍南迁

报导：许雅玲
图：杨淦翔／受访者提供

大部分的海外华人家族，包括大马，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中原文化习惯，他们的家谱或族谱中，都不忘追念其先祖的发迹地和祖居地。

大马时事评论人郑名烈，家中就有一本保持良好的《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桥世系汇志》，从小，翻阅时，他都好奇：这到底是什么书呀？

年纪小，有看没懂，长大读书识字，总算了解世系汇志内的文字意义，但对于本身的家族史，还是意犹未尽，想了解更多。

迈入2000年，决定修读硕士时，习商的他决定转文，并以“家族宗族”为研究方向，完成《永春扬美郑氏宗族在马来西亚的重建与发展》，堪称大马第一部系统地论述家族史的大部头论文。

每一次，翻看《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桥世系汇志》读124户的族亲的堂号、生卒纪年、个人略传、以及父母、子女名字等资料，郑名烈在祖父郑夏苑那页上，必定停留更久：弱冠南来，以作工艺为业，刻苦勤劳，颇有发展，因失内助，乃归里续絃，现亦有再生儿女矣，入境手续攸关，故未能重整南渡。

从家人的口述中，郑名烈才知道，祖辈跟土匪搏斗过，才不得已离家。祖父有5个兄弟，两个留在中国，两个跟着他来到马来亚，从此变成两个家族－－同祖宗下来，但分别在中国和大马开枝散业。

为了完成自身的家族史，郑名烈特地飞返先祖的家乡考证，“扬美郑氏的祖籍地是福建省永春县的介福乡，永春属于内陆县，距离厦门100公里，共有22个乡镇，包括介福乡。”

100年前，介福乡这个县城外山上的小农村，地理条件相当封闭，交通不便、讯息传递缓慢。乡民能去的地方，必定是眼睛看到，脚走得到的地方。可是，走山路，会遇见土匪，才出门，可能命就没了。

以山或水路到厦门

介福乡人，连中原都走不进去，为什么走得出海外？

原来，这主要是因为永春的一条河──桃溪。从介福乡走到永春，大概20公里，因是山路，大约走个4小时，到了永春，再想办法，坐船或走路到厦门，这仍要花上一至两个礼拜。到了沿海厦门，坐船需再十来天才到新加坡。从介福乡到马来亚，估计耗时大半个月。

福建省，与大陆被高山峻岭阻隔，只好以海为田，对外联系比对中原联系更频繁。如果没有水路，就没有那么多永春人涌出海外。早在葡萄牙统治马六甲的1511年，已有福建人南来，形成马六甲漳州村聚落。而永春人出洋的时间相对较晚。

在民国9年（1920年），永春省开始修建公路，当地才有汽车出现。因而扬美郑氏族人，当年主要是通过山路或水路到厦门，已不太清楚。肯定的是，当初路线的选择，均是基于旅途费用或时间考量，有关付费的方式，有能力者可自费；经济有困难者则可找客头向客栈（亦称栈间）担保，先赊账，然后再南渡。

他说：“2007年，我在介福乡进行田野调查时，于1949年由马来亚麻坡返乡的族人郑清泉曾透露，新加坡有一间‘明星栈’，在永春有代理接洽，可先上船，过来后再才付钱（一人新币400元）。”

衣锦还乡者诱使外迁

中国人，是个安土重迁的民族，保持着落叶归根的思想观念，清末时期，最早期的南渡者，并无久留打算，只想辛勤工作一阵子，有些积蓄就回返福建的故乡。衣锦还乡的南来先驱者，他们的事蹟在乡中流传开来，成为诱使扬美郑氏宗族往南洋迁徙的外在拉力。

到了民国之后，尤其在1912年至1939年期间，永春县土匪、军阀之间的战斗，以及地方土匪横行，直接冲击自给自足的百姓，大批乡人到南洋另谋出路。

谋生容易逐渐落户

当南来者逐渐适应了地方社会的发展步伐，比较两地生活的条件之后，发现留在马来亚比原乡容易谋生，愿意回乡的人数剧降，落地生根反而逐渐成为大家的共同选择。而郑名烈综合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进行整合，发现：1955年前，从中国南来的扬美郑氏族亲的男丁实际上共有233位，比《福建永春扬美郑氏旅外族侨世系汇志》记录在案的124位，多了近一倍。其中，仅有36位选择回返故乡，返乡后再度折返马来亚者有19人，大部份选择在马来亚落地生根。

他坦言，“南渡来马的介福乡人，有5个宗族，其中一个宗族比较小，没有召集家族会，另外4个宗族均成立家族会和会所，还编辑了世系汇志。”

“家族系统不难追溯，这得益于族亲郑夏骋，凝聚散居全马各地的族亲的记忆，编纂完成的世系汇志。有了这些珍贵材料，才能把家族史完成。”

从利丰港渡口上岸

从田野调查中，郑名烈得知，目前居住在利民达、东甲、武吉甘蜜和实廊的族亲，他们的祖辈在清末民初时，就是在麻河河道西北岸的利丰港（Sungai Mati）上岸。目前居住在文林望（Belembang）的郑来发（春夏堂）口述：麻河靠近利丰港附近的文林望有个渡口，祖父就从渡口上岸并在这里落脚。

离开文林望两公里的实廊二条至武吉甘蜜十几公里的路上，目前就住着不少扬美郑氏宗族的成员。多数族亲，先在文林望暂居，辛勤工作数年，有了积蓄后，陆续购置橡胶园，并迁往自己的橡胶园住下；也有族亲因先在文林望上岸，之后再辗转迁移到他处生活。

亲带亲邻带邻族群庄大

郑名烈说：“扬美郑氏宗族南来的历史不长，大部份聚居于麻坡地区。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，族人过番南来，并无透过赊单制或被卖猪仔来到马来亚的案例，也因此，他们可自行选择落脚地点。”

总括而言，清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出洋的族人，都是自行担付旅费南来，直接携眷南来；或者，只身南来，再返乡挈眷南来；还是随父母、或兄长南来。

扬美郑氏出洋的先驱者郑通栽（盖德堂），1862年抵达柔佛州峇株巴辖县的新加兰镇。过后，他返回介福乡，再将两个孩子郑华绊与郑华纭带到新加兰镇。这之后，他也将其它族人引介到马来亚谋生。

亲带亲，邻带邻，宗族人口也因此快速增长，逐渐完成了宗族的重建和发展。迁徙过程中，“家族关系”发挥一定作用－－族亲之间相互信任的深厚基础，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网络。

土匪拦路离乡历尽艰辛

南渡者的故事均差不多。族亲郑夏椅（草美堂）的描述：“1937年，我就离开介福乡到马来亚……年少时，亲眼目睹土匪在介福乡的恶行……硬抢牛只、掳走小孩、女人，卖去日本……夜间大家都集中一起，而国民党也发配枪枝给村民守夜自卫……土匪多得很。除了陈国辉，还有张雄南。我还记得，土匪在扬仔山脚用手榴弹炸死数头牛。那些牛是乡亲们为躲避土匪才在夜里牵往扬仔山脚，人也在那里睡。但土匪却用土枪和巴冷刀前来攻击……”

回忆离乡过程时，郑夏椅始终记得：大哥从介福步行送我到永春县城。从永春到泉州则搭车。我从泉州的安海港上船，然后到厦门，再到香港靠岸，经过七天七夜最后才到新加坡。因当时个子小，买船票还买半票……

建土楼挡匪留下3座

郑名烈透露，扬美郑氏宗族成员，最早南来马来亚的时间，是在清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属于较晚南来的族群。宗族大举南迁的时间点是在民国以后，这是因为，永春地区的社会治安问题在民国时期开始恶化，土匪与军阀对平民百姓的欺压，迫使大批永春人民往海外迁徙。

在那个动乱的时代，为了避免土匪来时遭到抢夺，介福乡乡民在当时另外建造土楼，一旦收到土匪来袭的消息，大伙就赶紧躲进土楼。到了民国时期，这种专门为防御土匪而建的土楼，在永春乡区相当普遍，仅仅在介扬美郑氏宗族境内就有十几座，但迄今仍完整保留下来的仅剩下3座。

最早落脚处在新加兰

从田野调查资料显示，扬美郑氏最早的落脚处是柔佛州峇株巴辖县的新加兰而非麻坡。

郑通栽和妻小抵达新加兰时，麻坡仍未开发。时至1884年，柔佛州天猛公依布拉欣，把麻河的港契发给潮州人蔡大孙，其后蔡大孙又被委任为华人甲必丹，委以建设麻坡之任务，麻坡才被开发。蔡大孙召募了自己的同乡来麻坡参与开拓山林，以便种植胡椒、甘蜜等农作物。

“永春人，包括扬美郑氏，大量南来是在民国时代。来到这里，什么行业都有人做了，只好拿起锄头，以麻坡为中心，开芭垦荒，有了积蓄后，陆续购置橡胶园，并迁往自己的橡胶园住下。”郑名烈说：“1910年之后，麻坡地区出现很多橡胶大地主，割胶与种植橡胶成为有利可图行业，原先已在别处落脚的扬美郑氏族亲，陆续往麻坡地区迁徙。”

加之，扬美郑氏族亲开始激增，原乡的房派、堂号等血缘性纽带已非宗族聚居的基础，“就业因素”变成左右宗族成员选择在何处落脚的关键因素，假如外地有更好发展机会，也会促使宗族成员再迁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