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马华人宗族发展（第四篇） 洪门分支以“公司”形式经营 宗族结社凝聚力量

报导：许雅玲
图：陈金荣、本报资料中心

来自槟城的王琛发教授坦言，研究大马华人宗族发展，绝对不能忽略唐宋元明以来，南海诸国早已存在各自地方上华人社会的“史实”。

18世纪华人先民到南洋各地开荒，就是延续明代军队体制的会党组织，有组织、有共同意识形态，去建立制度、建构秩序；而“公司”，原本是明朝流亡政府武装自治部队自供自给的制度。

改变殖民者加诸我们的历史观念，了解华人开拓主权原来组织形态和演变，必能厘清各种最初到后期的迷思，包括：“为什么吉隆坡的惠州会馆，最初成立，不但接受同在三房海山公司生死与共的台山赤溪人，甚至可以让赤溪人接任惠州公司领导；可是，与海山公司对立的刘关张赵宗族集团，即使是真正惠州老乡，却成为内战战场上的死敌？”

明末清初前，因为天灾战乱，中原人无数次从北方迁徙到南方；明末清初后，因为天灾战乱，南迁的中原人，才开始迁徙到海外，包括马来亚。中原人迁移脉络，应该不会引起争议。

明末清初，华人祖先迁徙到马来亚，均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概念，在这里重组新开发区。然而，新土地缺乏律法的保障，也没有国家实力作为后盾，加上定居垦殖需要土地及灌溉设施等，又要防备不同族群攻击及械斗，华人开始组织结社，地源、血源及方言等的关系，便成为结社组织的依据。

这些不同姓的同乡，到所有“失去中土”的中华列祖灵前，以“洪〞（源由于“汉”人失去“中土”的拆字喻意）结义，可视为最大形态的宗族联合。

实意是，再把明朝五行军制，化为同时又是内分五房的结义关系，分散到各地分支，各自以具体的“公司”组织自称。“公司”的最早起源，可追溯到明朝，由郑成功主导的南明部队，依赖著海上贸易，结合根据地垦荒 ，长期包围中土，定要反清复明。

经营南洋各地开拓区

“从清朝留下的明郑档案看来，舰队成员结合南洋根据地民众，建立自供自给经济组织，就叫公司。”王琛发说：“洪门子弟自认是明军流亡部队，不敢僭越朝廷另设政权，亦不敢自认可以拥有正式衙门单位。

“然而，生活在地方土侯与外国势力环伺之下，华人一定要建立共同的基本社会形态与规范，作为现实社会组织的‘公司’制度，便可能回应现实需要。”

探究起来，在明末清初，南洋华人社会延续过明朝乡约（以地方乡约自治呼应朝廷规范， 处理内部与管制来往旅人事务）的“亭“之概念，再演变到至迟在乾嘉年间，由各处的“亭”支持自认明军部队开发到各地建立根据地，洪门各地分支以“公司”形式经营南洋各地开拓区。

授职按明朝流亡政府

昔日，洪门内部授职，是按照明朝流亡政府，例如“礼部尚书”或“兵部尚书”，万一反清复明成功，他回去就是这个官职！

大马文史研究人员，进行华人会馆研究时，看到槟城五福堂内，或胡靖古庙，某些先人拿着什么官位，会跳起来：伪造！中国根本查不到……这位文华殿大学士，中国历代王朝的所有官职里面都找不到，肯定造假！

学者认为是伪造，但市井小民不认为是伪造，直至今天，报章讣闻中会看到：“深切哀悼xxx本会兵部尚书xxx挽 ”，证明一些华人组织，仍追随传统，把一些有功的，同时负责管理行政的人员，加封为太子太保，文华殿大学士，或者根据职能，分封为工部尚书或兵部尚书。

“公司”成员不再是“兄弟”

早期，华人组织都叫“公司”，即“公共之司（机构）” ──凝聚势力，对内协调、对外交涉的自治组织，藉以照料成员从经济利益到社会福利的需要。

华人开垦区，到处都是“公司”。“公司”，根据成员多数源自的原乡，以地缘乡会名义出现在南洋洪门内部，宗姓村落也叫陈公司、林公司；华人的乡团组织也叫海南公司、惠州公司。在大山脚的老义冢，还留下痕迹，义兴总馆和当地义兴馆带头，其他宗姓公司参与，查其当地义兴馆董事人名单，又属于槟城惠州、潮州等公司在当地的联络人。

不论是属于大房的“和胜公司”、属于二房的“义兴公司”，以及属于三房的“海山公司”，各“公司”底下，地方性质分支“公司”，才是维护具体开拓地区的武装自治生产队伍。

今天，经济组织仍沿用一个公司名称，但已变成私人责任有限公司，公司成员不再是“兄弟”关系，钱不再来自大公司和归为大公司作为福利用途。

殖民者改造削弱华人组织

英殖民政府在1880年的一份报告宣称，“当地90%华人归属会党秘密结社“。

19世纪末，英荷殖民者，动用统治机器全面消除华人会社的影响，一方面笼络会党各分支上层，让他们成为甲必丹、立法议员，一方面在1880年代前后开始各种限制、改造华人组织的法令，使得原来庞大而公开的华人“公司”，分割成为各种方向的福利组织, 母体或转入地下演变为真正的“秘密结社“，并失却了他们在各地，以武装自治维持生产与规范社会秩序的局面。

之后，“公司”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主导力量，先后被殖民政府威权和现代国家权力取代；“公司”的财产和名字也变化，例如：马六甲原来的海山公司，演变成惠州公司，再演变成惠州会馆。

“在西方政权思想洗脑加上以学术之名改造华人史观的影响下，自称的“公司”演变成没有生产根据地、他人称为的“会党”；“公司”光荣传统被淹没、组织被污名化，甚至成员也不懂发奋自爱，以为自己应该就是像西方形容的那样。”王琛发说。

叶观盛率员组惠州会馆

“吉隆坡开埠之初，以惠州公司为主。实际上，有一部分惠州人，不属于叶亚来的集团，他们另组成刘关张赵公司，跟叶亚来的惠州公司是对立的。”王琛发说：“偏偏，“公司”以生产区为基础，又受到原来投靠生产区人员背景影响，这又形成，参与叶亚来领导的惠州公司里面，很多又不是惠州人。”

吉隆坡的惠州人，大部分都是属于海山公司，但也有一部分（刘关张赵），不满叶亚来接管整个地区的主权， 而转头和嘉应州人的义兴公司联合。海山和义兴属于不同生产区，这形成，两大队伍在中马区对抗，而当时，很多赤溪人，根据家乡族谱，同姓（叶）是自己人，加入惠州公司，跟叶亚来一起战斗。

“大马华人乡团的早期结构，并不是那么简单。有了这方面的认识便知道，那么，这之后，成立惠州公司的其中一位创办人，是台山赤溪人叶观盛，亦不足为奇了──他领导惠州人，和大家生死以共，所以先成立了惠州会馆，后来才成立赤溪会馆。”

组织职衔称号用词生动

“公司”，也是洪门组织各分支对内对外的主体单位，组织核心包含：大哥、二哥、先生、先锋、红棍、十三省议事、柜匙、收柜、代收柜，到领导小范围地区性质的“草鞋“，还有挂上“带马”职务的人员，负责评鉴以及带进新丁。

“组织人员强调“钱柜”管理，带入新人叫“招军”，入盟活动也叫“上船开墟”，这些史料的用词生动反映了流亡部队招兵买马开发新生产区的概念。”王琛发说。

“公司”开拓地方的贡献，就是华人如何将没有意义的土地，转化为具有文化与经济价值的“落地生根“过程。但也不能否认，华人乡群为了扩展本身成员的生存空间，争夺更多地区主导权，到后期陷入惨痛的同室操戈。洪门二房分支义兴公司与三房分支海山公司，在18世纪中叶的马来亚爆发严重冲突。

盛明利被尊奉为保护神

依托洪门的华人先民，他们当中发展出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先灵崇拜，都不是礼敬源自中国任何地方的神明，而是追祭原来带领大众开拓有功或不幸牺牲的洪门人物，宣称他们在地方上成仙，化升为原来开拓地区的保护神，最显著例子是在西马被视为矿区保护神的盛明利。

1858年，33岁的盛明利前往芙蓉亚沙，创办明发锡矿公司，获利甚巨。两名土酋为了争夺华人缴交的锡米税和保护费，引爆战争，华人也因帮派矿场地盘，牵入其中。

盛的海山公司在战役中失利，便领着残余部卒，取道森林，打算投奔芦骨统治者珠玛亚德处暂驻；途中迷路，加上绝粮，只好折返芙蓉战区，去找有交谊的马来朋友借粮；不料碰到敌方酋大队人马，被擒去，并斩首。传说盛明利牺牲之际，颈溅白血，一时称为神奇，俱说“盛已名登仙籍”。1861年，其旧部在芙蓉拉沙建千古庙，以作纪念。

信众扩展到邻近矿区

盛的继任者，叶亚来，得到盛报梦，毅然辞去甲必丹之职到吉隆坡发展，后于1864年，亲往芙蓉恭迎盛之神位回吉隆坡供奉。其后吉隆坡四年战争中，海山公司节节胜利，被认为是仙四师爷显圣。1873年，海山一统吉隆坡天下后，随着信众扩展到邻近矿区，盛被尊奉为更多新市镇的保护神明。

王琛发说：“通过神道设教，先说明我们的先辈这个地区流血流汗，被天地认可为本地保护神；现实中，他结义兄弟的后人，至今继续当地开拓，自然为了说明华族在这儿拥有自古开拓的主权。”

明代已有南洋华人史

王琛发说：“我们不能忽略，自清朝入关中原以后，原来明代已经散布南海诸国的各地华人社区，包括马来亚有很长时间，是以南明遗民自居，其后又有承继南明遗民反清复明思想的洪门子弟，作为主力，形成明末清初以来，南洋华人的社会历史基础。”

在南洋，现今可追溯明末遗民社会的极早证据，可以马六甲青云亭庙《甲必丹李公博懋勋颂德碑》为证，此碑刻文有说，碑文所记载的李为经甲必丹，在昔日“因明季国祚沧桑、航海而南行，悬车此国” ，而碑上记载的立碑年份是“龙飞乙丑年刱”。对照李为经孩子替父亲设立牌位时候，用了明清两朝年号：“生于万历肆拾贰年甲寅捌月，卒于康熙拾柒年柒月”，可知“龙飞乙丑年”即是西历1685年。

他进一步说明，：汉张衡说“龙飞白水”，意味着等待旧皇朝后人从民间奋起，重出新君，接续道统。

新丁入会需答问题

但参照伦敦大英博物院所藏，荷兰人施列各引用荷兰殖民在19世纪中叶搜获的洪门文件，记录了新丁入会上的《先锋问答》仪式，是使用粤语方言：

问：有多少书友？答：一百零八。

问：读乜书？答：读章书。

问：读边句？答：读到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。

王琛发说，各种版本会簿，纷纷出现《孟子》的《万章篇》，可见这是确保中华文化“洪”水泛滥，让失去中土各姓后人四海包围清朝的根本思想，开拓本土是儒家意识形态，重组社会，再建中华。

重演红花亭聚会

仪式上，洪门拜请儒释道三教神圣与洪门诸先烈见证新丁，确是依靠神道设教确保“招军“之严谨。从入会请神到歃血为盟，都是为了模拟自愿带粮投军，重演传说的红花亭聚会，以强化《孟子》“取义”所为何事，如何建构社会新秩序。

尽管某些新丁可能是文盲，但他们仍须学习会中事务，会中交接暗语总是背诵相关历史人事或民俗信仰的诗词，会内不外传的手势讯号又会涉及河图洛书，都是点点滴滴渗透向心灵的文化认同，包括规范个人对待社会和本身的定位。

以明朝军制旗号分配

17到20世纪初期，华人“公司”就像一个生产军团，管理深入扎根到街区里巷的层次，并根据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“和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“命名，这其实也渊源自明朝军制旗号分配的作法。

英国人莱特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以后，1794年所写致印度总督报告，描述槟榔屿当时已有三千华人，最堪重视，更不忘提起：“他们善以秘密结社，以反抗政府法律之不称意者，其人勇而敏，恐必为祸于将来。“

由此可知，“公司”当时作为集体武装力量兼经济生产集团，与村镇类似日常乡制的组织不同，可能一体两面，也可能取代后者，直接控管整个地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