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吉：选来选去最后还是新加坡

中国政界有一种新加坡情结。这个情结始于邓小平时代。改革开放的年代，中国借鉴了许多外国的政改经验。新加坡的经验，对中国的政界启示尤其大。除了同文同种的亲和力外，李光耀强人政治下，新加坡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建设的成就，让邓小平印象深刻。

赵紫阳回忆录提到一个细节。1988年时，他和邓小平谈话，提到新加坡的新威权主义，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势，发展经济。邓小平说：“我就是这个主张，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”。

李光耀回忆录也谈到1978年，当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，李光耀要求邓小平关闭马共在湖南的电台，以显示中共不再支援马共。出乎李光耀意料之外，邓小平回国后就把电台关掉了。

中国梦最终底色

中国政界对新加坡特殊的情感，也反映在中国官员的培训，除了美国哈佛大学外，中组部定期派出高级官员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进修。南洋理工大学也被称为中国海外党校。6月初出版了一本意义深远的书，《新加坡发展之路》。这本书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课题组攥写。作者分别是刘亚洲上将、周立存少将和朱成虎少将。刘亚洲备受习近平器重，被誉为是“军中国师”。这本书出版后，大家很自然的联想到习近平上任后，提出的中国梦以及政治改革。原来中国梦最终的底色是Majulah Singapora。

去年新加坡大选，行动党得票率增加，重新回归一党独大的治理模式，也让中国政界对新加坡治理的模式信心恢复。

习近平的反贪腐的战役，一再打造廉洁的官僚体制的形象。中国的政治发展将是希望创造出经济繁荣，偶尔抱怨但是整体配合的中产阶级，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。我们常说新加坡的政府是保母型，形容新加坡的政策基本上是从你出生开始就已经安排到你的身后事。中国政府在诸多的公益广告中也不断强调，民之所欲常在我心。但是中国要做到保母型的政府，难度非常大。因为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，还来不及赚钱，也就很难谈雇佣一个保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