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聪民：打贪之路（一）

（寄自广州）

早期已到中国发展的企业都会发现，如今的中国在官僚体系、行政机关上和从前有天壤之别，最重要一点就是清官多了，程序也多了，但刻意为难少了，操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。

数年前，中国还是个极度贪腐的国度，上自高官显贵，下至村委乡绅，可说无一不贪！其实清流也不是没有，只不过凤毛麟角，在那个群魔狂舞的时代，万绿丛中一点红，日子没得好过就是了。

有人说，中国当初的贪污造就了今日的繁华，在某些意义上其实也不为过，改革开放初期，国家高速发展，法制还没跟上，别说事事都讲究繁文缛节，事实上对于工商体系根本就没什么“法制”可言，若当时掌握权力的人什么都不敢干，发展工作势必寸步难行，商人是经济动物，看到门径，给点小钱得个方便，效率即刻倍增，公务员主动加班加点，都不在意政府给发多少工资了。

红包是社会运作法则

说到贪污贿赂，除了公务员系统、公安城管、海关检疫、企业买卖，到官爷们与商贾的钱权交换，甚至连纯洁的校园、高尚的医院、神圣的庙宇，只要关系到程序先后及资源分配的，可说是宁贪错不放过！红包文化似乎才是真正的社会运作法则。

这套系统维持着一个原始的社会关系，当时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“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”，正所谓“立法从严，执法从全”，大家烟酒烟酒，只要有钱，没有办不成的事。

当然，歪风肆虐之余，也偶有正气徐来，前总理朱基在位时，曾说过“我准备了100口棺材，99口给贪官，1口留给自己！”的话，当时由他主导的打贪特工个个壮志凌云犹如港片中的ICAC，可惜整治了几个小官小吏后，前线便不断传来特工牺牲了性命的消息，一直到朱基届满下台，可说成效羞涩，别说地方上的土霸恶吏猖獗依旧，即便是收受红包的老师舍监和医生护士，也没抓着几人。

到了胡温时代，虽然官场习气有所好转，但“打贪”二字几乎已成口号，对贪官污吏可说丝毫起不了阻赫作用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