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有人勇敢地寫出上世紀50到70年代初期文字工作者的困境，已經敢隱約指出，當時帶有政治任務，也就是所謂意識形態的一個文字階層勢力，在審判著文字的世界。
我少年時期，開始在報刊的習作園地投稿，從香港的書籍中吸收寫作的基本知識。同學當中，就有已經精于運用意識形態的政治尺度，對付同學的人物。他們一再“勸”我少讀殖民地塗毒的香港“毒”物，魯迅最健康，郭沫若提神醒腦，曹聚仁的作品都好過墮落的香港書本。
我讀魯迅、讀郭沫若、讀曹聚仁，也讀徐訏、徐速和司馬桑敦的香港書本，還是避不過被套上自甘墮落的帽子。后來，我讀台灣作家郭衣洞的小說，竟然受到恐嚇。
那麼一個用政治仇恨衡量一切的時代，把很多有熱誠、肯上進卻不願在一元化政治圈套中被框緊的文字工作有志者，一個個被擠出了文字工作的小天地。到了80年代，到了報人周寶振，開出了寬闊的寫作園地，又有勇氣給文字工作者合理稿酬，成群稱得上職業作家的文字工作者，各有不同的表現，終于證明一件事，我們不是沒有作家人才，是有沒有容納作家生活與發揮的環境。
——走過四十年賣文歲月（13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