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任平：以林琴南为例论“译介的现代性”

林纾，林琴南，福州人。他是中国翻译界的一大奇葩或奇蹟。一个对外国语一窍不通的人，居然能翻译十多个国家的著作达180种。根据钱钟书的考证，林琴南翻译外国著作的数量是213部，超过2000万字。

从1898年开始，林便翻译法国小仲马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（La dame aux camelias），翌年译本小说甫面世，热销逾万册，风行全国。林琴南把外国知识──包括自由恋爱、为恋爱而奋斗的知识──输入中国，很快渗入中国社会。林琴南对国难当前的中国，反应敏锐。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清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，林琴南译出《黑奴吁天录》，反映黑奴其实也在反映华工在美洲的非人遭遇。反侵略，为公平正义抗争，“现代性”从启蒙到发酵成气候，几乎同时发生。

林琴南热心国家之救亡图存，他的翻译有强烈的针对性。他翻译多部西方的英雄豪侠小说，一方面是民族性格之比较，一方面是借此激励国人爱国尚武的士气。这种想法，从今日观之，不免有点义和团主义。西方的船坚炮利又岂是拳脚或刀剑可以抵御的？惟林纾爱国的赤子之心，应无可争议。“译介的现代性”输入的思想不一定都正确，但通过外国著述的“译介”（翻译介绍），国人乃有机会反思当时的政局时势。《利俾瑟战血余录》（1903）、《滑跌庐战血余腥记》（1904），要国人悟出“人人咸厉学问，人人咸知国耻”。

三种境界 一人独享

林琴南是晚清古文名家，他研读欧阳修25年、韩愈40年，文章不拘于桐城派的严谨拘谨，清新活泼诙谐自在。不要以为清末民初没人懂外语，胡适、鲁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郭沫若、巴金、钱钟书、郑振铎……这些懂外国语文的学者作家，都承认受过林琴南的影响。林纾受到读者欢迎，并非中国“蜀中无大将，廖化作先锋”，他投入译事从《茶花女》到《离恨天》，10年间外语中译的各国著作每年逾1000种，可就是缺乏林琴南把握时事的敏感度与译笔的优美，而又能作适度“润饰”。

“译介的现代性”不仅是“西化”“现代化”，它也涵盖了现代化过程的一些概念偏执或方向偏离。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康有为把林纾媲美《天演论》的译者严复。严复把世变与进化观输入中国学术界，林纾把多国文化习俗、社会状态的知识带入中国民间。苏曼殊翻译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，小说内容可谓动人，可惜从第七章起，他既不意译，亦不“硬译”（梁实秋批评鲁迅的译笔），而是自行杜撰：乱译。这是译介现代性出轨的一例。

译介现代性的概念偏差是：林琴南的盛誉影响了翻译的基本原则。林纾据口述而写作，毕竟剑走偏锋，文化界称誉：“一以清淡胜，一以老练胜，一以秾丽胜。”三种境界，林纾一人独享。精通英文的孙毓修赏识他，精通英日语的徐念慈称颂他为“今世小说界之泰斗”。

译事的重点（权威性）全然倾斜在译者、译本这一边，原著、原作者反而靠边站。外文水平远胜于林纾的周桂笙，翻译同一部书，被批评“译笔并不出色”。换言之，翻译或译述的好坏，取决于译文的文学性，而非译本的准确性或对原著的忠实性。

可是来到了1908年，林纾士林重镇的地位，康有为口中的“译才”，却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这是译介现代性的戏剧性转折，也是林纾命运的转折。从这个角度看《红楼梦》的马来文翻译，忠于原著才是翻译之正道，意译是辅笔。

下篇续论。（2016/07/07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