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紓，林琴南，福州人。他是中國翻譯界的一大奇葩或奇蹟。一個對外國語一竅不通的人，居然能翻譯十多個國家的著作達180種。根據錢鍾書的考證，林琴南翻譯外國著作的數量是213部，超過2000萬字。
從1898年開始，林便翻譯法國小仲馬的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（La dame aux camelias），翌年譯本小說甫面世，熱銷逾萬冊，風行全國。林琴南把外國知識──包括自由戀愛、為戀愛而奮鬥的知識──輸入中國，很快滲入中國社會。林琴南對國難當前的中國，反應敏銳。八國聯軍攻陷北京，清政府簽署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，林琴南譯出《黑奴籲天錄》，反映黑奴其實也在反映華工在美洲的非人遭遇。反侵略，為公平正義抗爭，“現代性”從啟蒙到發酵成氣候，幾乎同時發生。
林琴南熱心國家之救亡圖存，他的翻譯有強烈的針對性。他翻譯多部西方的英雄豪俠小說，一方面是民族性格之比較，一方面是藉此激勵國人愛國尚武的士氣。這種想法，從今日觀之，不免有點義和團主義。西方的船堅炮利又豈是拳腳或刀劍可以抵禦的？惟林紓愛國的赤子之心，應無可爭議。“譯介的現代性”輸入的思想不一定都正確，但通過外國著述的“譯介”（翻譯介紹），國人乃有機會反思當時的政局時勢。《利俾瑟戰血余錄》（1903）、《滑跌廬戰血余腥記》（1904），要國人悟出“人人咸厲學問，人人咸知國恥”。
三種境界 一人獨享
林琴南是晚清古文名家，他研讀歐陽修25年、韓愈40年，文章不拘于桐城派的嚴謹拘謹，清新活潑詼諧自在。不要以為清末民初沒人懂外語，胡適、魯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郭沫若、巴金、錢鍾書、鄭振鐸……這些懂外國語文的學者作家，都承認受過林琴南的影響。林紓受到讀者歡迎，並非中國“蜀中無大將，廖化作先鋒”，他投入譯事從《茶花女》到《離恨天》，10年間外語中譯的各國著作每年逾1000種，可就是缺乏林琴南把握時事的敏感度與譯筆的優美，而又能作適度“潤飾”。
“譯介的現代性”不僅是“西化”“現代化”，它也涵蓋了現代化過程的一些概念偏執或方向偏離。我們可以瞭解當時康有為把林紓媲美《天演論》的譯者嚴復。嚴復把世變與進化觀輸入中國學術界，林紓把多國文化習俗、社會狀態的知識帶入中國民間。蘇曼殊翻譯雨果的《悲慘世界》，小說內容可謂動人，可惜從第七章起，他既不意譯，亦不“硬譯”（梁實秋批評魯迅的譯筆），而是自行杜撰：亂譯。這是譯介現代性出軌的一例。
譯介現代性的概念偏差是：林琴南的盛譽影響了翻譯的基本原則。林紓據口述而寫作，畢竟劍走偏鋒，文化界稱譽：“一以清淡勝，一以老練勝，一以穠麗勝。”三種境界，林紓一人獨享。精通英文的孫毓修賞識他，精通英日語的徐念慈稱頌他為“今世小說界之泰斗”。
譯事的重點（權威性）全然傾斜在譯者、譯本這一邊，原著、原作者反而靠邊站。外文水平遠勝于林紓的周桂笙，翻譯同一部書，被批評“譯筆並不出色”。換言之，翻譯或譯述的好壞，取決于譯文的文學性，而非譯本的準確性或對原著的忠實性。
可是來到了1908年，林紓士林重鎮的地位，康有為口中的“譯才”，卻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。這是譯介現代性的戲劇性轉折，也是林紓命運的轉折。從這個角度看《紅樓夢》的馬來文翻譯，忠于原著才是翻譯之正道，意譯是輔筆。
下篇續論。（2016/07/07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