馮以量:長期抑壓憂鬱 孩子自殺不是一時衝動
獨家報導:陳麗玉
(檳城15日訊)“很多人總以為,青少年自殺是因為一時衝動,那是因為這樣認為的人,沒察覺到壓在自殺者背上的一大堆‘稻草’。”
資深輔導工作者和作家馮以量,不認為一時衝動驅使青少年走上絕路,因為自己過去在新加坡從事輔導青少年工作6年間,接觸過無數有自殺傾向青少年個案的經驗告訴他,青少年和成人不同,這些孩子想到自殺,都不是一時衝動。
“這些孩子不會因為被老師罵、考試不及格、朋友侮辱等,就一時衝動下做出傻事。從出現自殺意念到真正踏上輕生之路,這些孩子的內心必定醞釀了一段長時期的不開心,壓死駱駝的,往往是很多很多根累積在這個孩子背上的稻草。”
他說,有自殺傾向的青少年,最大的傷害來自父母,比如父母離異,但父母雙方都不要他,這個孩子頓時變成沒人要的人球。
憂鬱最難熬是孤單
“當沒有人要你,你也不會要自己,這些孩子會開始有這種想法。有些孩子很小已經面對這種問題,但因為年紀太小,不懂釋放這些情緒,直到上了中學,長期醞釀的不快和憂鬱,最終形成了自殺傾向。”
馮以量說,想輕生的孩子,都隱藏著憂鬱感,憂鬱最難熬的是孤單。
“我們不擔心叛逆的孩子,因為他的憤怒有出路,叛逆某程度能反映這個孩子的健全;最擔心是憂鬱又乖巧的。”
他說,很多自殺案發生后,都會聽到類似“她很聽話的,為何會這樣?”的話。患有憂鬱但乖巧的孩子,會有“我是負擔,我是累贅”的認知,所以這些孩子都不表達他的任何情緒,往往,沉默的吶喊是最可怕的。
自殺不會遺傳但會模仿
馮以量認為,自殺不會遺傳,但會模仿。
“當我們探討有自殺傾向的中學生家庭,發現該學生家中通常曾有人自殺身亡。”
他舉例,一個媽媽自殺身亡,她孩子日后遇到問題,會傾向于自殺,錯誤的以為那是解決方法。
“有西方調查研究顯示,自殺者身邊的6個親友,因為自殺者的身亡,這6人的生命從此不再一樣。”
他說,偏向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,一個人自殺尚且影響著6個身邊人;群體主義的華人社會,影響數字肯定更多。
馮以量說,當一個人提出想自殺時,身邊人要聆聽,不迴避;但不主動去問,不刺穿他的秘密,否則可能加速他的自殺。
“也就是說,自殺可談,也不可談,視乎當事人是否準備好告訴別人這個訊息。”
用8年時間勸導自殺少女
資深輔導工作者馮以量曾經用了8年時間,勸導一個要自殺的少女,從她13歲陪伴到她21歲。那段期間,這名少女不時萌生輕生念頭,每一次馮以量和他的義工夥伴,陪她度過每一關,直至她21歲終於走出煙霾,這個案子總算結案。
“這個少女的前半生很坎坷,媽媽是癌症患者,爸爸是精神病患;被性暴力和拋棄過,你想到和想不到的壞事,幾乎都發生在她身上。”
她曾經問馮以量,“如果我自殺的話,你會祝福我嗎?”
馮以量知道,少女當時是基于對他的敬重,而尋求他的“准許”。他如今回想,覺得當時自己的回答很冒險很傻。“我還記得,她當時說過一句話:這個世界沒有壞小孩,只有受傷的小孩。我從她身上看到,所有想自殺的青少年,都是受傷累累,稻草壓到他們不行了,才會走上絕路。”
幸好,這個少女每次浮現輕生念頭時,馮以量和義工們,四五人輪流看顧很陪伴她,陪著她過每一個難關,包括與她陪著媽媽走完人生最后一程。
“這個個案算是我接觸過,陪伴時間最長的之一。勸導之路好比長征,但其實,誰都可以做到,不需要輔導經驗。”“若你發現身邊朋友或后輩出現狀況,就要動員一班人去關心他,每個人分配工作看顧他,讓他知道,這個社會除了看到不美麗的一面之外,其實還有一群人願意陪伴。”
他們需要諒解不是建議
“自殺傾向者最需要我們的諒解,不是想要建議。”
馮以量分享說,“如果自己沒經歷過這些,如何叫對方看開點?我們只能諒解他們。”
“我每次都說,你有這種想法和這樣的反應是難免的。如有一個年輕人告訴你,他想自殺,很多人的反應會很大,然后追問原因,其實,他們沒看到這個年輕人背上,壓得他喘不過氣的一大堆稻草。”
馮以量認為,他沒有辦法反對自殺,即便如何反對,社會上的自殺現象依然繼續發生。
“后來我發現,我只能調整自己的心態,唯有創造更溫暖的環境,希望能讓這些孩子熬過每個難關。”
每人都可以是輔導員
馮以量過去在新加坡從事社會工作12年,前6年從事青少年輔導工作,后6年則投入臨終關懷。
馮以量說,和勸導自殺傾向者一樣,每個人都可以是輔導員和陪伴者;臨終關懷也一樣。
在他的著作《最好的告別:善終,讓彼此只有愛,沒有遺憾》中就寫到,善終,是每個人都可以規劃與準備的。
馮以量說,書中收錄他照料過的臨終者,最常問到的30個問題,歸類為3大部分,即臨終前的照顧、葬禮的安排和生前的意願,讓離開的人與留下的人都沒有遺憾。
“如果臨終者很牽掛孩子孫子,我們可以教他交託好紅包,每年孩子生日、過年,都收到他生前準備的紅包,這樣可以讓老人家安心。”
趁父母還在談善終規劃
馮以量說,為人子女者,該趁父母步及“年輕樂齡”者階段或之前,就準備好和兩老談善終規劃。
他說,臨終一定要關懷,關懷不要等到臨終,也不要等到父母病弱在床才來問這個問題。
“父母在‘年輕樂齡’者階段,開始出席很多朋友和親友的喪禮,這個時候為人子女者可找機會借題發揮,探兩老的口風。”
“或許很冒昧,但我們可以趁陪父母出席喪禮時,借機談及這個課題,好好詢問父母在這方面的意願,好讓自己和兩老心安。”
他續說,不只父母,對家人親友也要這方面的意識,畢竟死亡不是老人家的權力,躺在棺木的,未必都是老人。
祖訓漸變成忌諱
馮以量解釋,如果追溯歷史,先輩年代的中國常發生鼠疫和瘟疫,當疫症爆發引發大規模人類死亡,因而引起當時的人們恐慌。
“所以我們的先輩交代下來,不能碰往生者、不能吸往生者的氣,甚至不能出席葬禮,這是可以諒解的。如果去了就要洗柚子葉、過火坑,這些看起來像是文化,但其實是當年先輩傳下來的消毒方式。”
他說,柚子有消毒作用、過火坑也是消毒細菌之法,只不過人們把所謂的祖訓捉得太緊,逐漸變成一個忌諱。
“在東方社會,生與死是分開的,你家有紅事,我家白事,彼此不能出席彼此的場合,大家心裡明白。”
體火化骨頭會跳彈
馮以量曾在印度和尼泊爾目睹往生者的大體火化,死者骨頭因為火燒甚至會跳彈,家屬很真實的目睹至親真正的離開。
“因為他們從小就看過,所以它不是創傷,是必然的。火化后的骨灰灑往恒河,而恒河的上游,依然有人洗澡梳洗。原來,生與死其實可以融在一起。”
有一次,馮以量到澳洲塔斯曼尼亞州,隨一個陌生人出席一個葬禮。
“葬禮上沒有人哭泣,但不反對你哭泣,有美好的音樂,出席者穿得隆重,為尊重往生者這個‘大日子’。每個人在往生者身上放下鮮花。生與死,並沒有驅開。”不過他說,不可迫使未準備好談死亡的人面對這個問題,那會引發對方更深的恐懼。
不再排斥臨終關懷
東方社會普遍對死亡有禁忌,談“臨終關懷”是不是一個忌諱?
馮以量認為,比起十多年前,現在社會的接受度較大了。10年前他演講善終課題,出席聆聽的只有10多人,如今他這方面的演說,有800至千多人出席,令他欣慰。
“這個現象反映,這個社會開始需要知道臨終關懷了。只是有時候,我們的文化傳下來,一些人討論死亡的門口自動關上,尤其華人特別忌諱談死亡。”
他舉例,華人不同籍貫有不同忌諱,比如不可以讓貓跨過棺木,往生者會起來、要燒多點冥紙讓他好上路、不要哭,魂不走等這類說法,這種文化跟歷史有關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