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任平：译介的现代性：“桐城妖孽”林琴南

清室将殁，民国待兴的1905年，过去对林琴南赞许有嘉的一群激烈的新文化人，包括陈独秀、钱玄同等人，开始不满林琴南思想的温和。彼此对中国伦理、家庭制度、社会改革的看法渐行渐远。“译介现代性”如果是一条过江龙，则龙生九子，各个不同，现代性的内部矛盾渐渐尖锐化。

林译《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》（1904）、《英孝子火山报仇录》（1905），提孝道，力言西方人也重视孝道亲情。欧美文明不排斥孝道，他认为中国新文化实不必“以仇视父母为自由”。1907年，周作人指出父慈子孝那些老套“语尤荒谬”。1915年林译《鹰梯小豪杰》，强调社会秩序乃以孝悌为根柢。林琴南维护孝道，是针对性的，当时反家庭、反封建、反伦理的各类激烈思潮，在中国社会内部澎湃。

五四运动风起云涌

1919年五四运动掀开了个人觉醒、社会政治变革的帷幕。这一次文化交锋，历史全然站在新文化这一边。五四是一场不断累积能量的文学改良运动，白话文取代了古文。林琴南用古文写作，而且是热销作家，顿时成了众矢之的。他不谙外语从事翻译，过去是美德，五四运动后却成了被攻讦的把柄。

林琴南于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初，于报章发表给蔡元培的公开信，强调：“若尽废古书，行用土语为文字，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，按之皆有文法。”更使林琴南成了新文化的敌人，文学革命的绊脚石。周作人称他为“桐城妖孽”、钱玄同指他是“亡国贱俘”，学术讨论沦为人身攻击。

至于林琴南的翻译，刘半农指出：“林先生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。真正好的好著作，却是极少数。…第二是谬误太多，把译本和原本对照，删的删，改的改，精神全无，面目全非。”被围剿的林琴南，前誉后毁，于1924年郁郁以终。

“译介现代性”是把两面刃，当年对林琴南推崇备至的新文学作家、学者，掉转枪头向他开火。“现代性”的跌宕起伏，正是其本身的特色。中国的政经文教各领域就是在“维护传统”与“现代化”的碰撞过程中成长的。

事实上，五四文学运动的大将，包括胡适、周作人、郑振铎、钱玄同对林琴南可谓既恨之又爱之。胡适发现林纾壮年写过白话诗，曾建议把林列为文学维新派。胡先生对林纾的翻译事功作出这样的批评：“古文的应用，自司马迁以来，从没有这么大的成绩。”

内在矛盾互动互补

的确，“译介现代性”充满了互斥的矛盾性，这种内在矛盾形成互动互补反而成了中国现代性萌长、茁壮的重要因素。

郑振铎在林琴南事件提出“适译”，我留意到《西游记》（Hikayat Jelajah Barat）的国文翻译删节不少，用到了不少意译与郑振铎的“适译”（适当的翻译），避开伊斯兰的忌讳。我想《红楼梦》的国文翻译面对的文化忌讳，应该较唐僧取经的故事少。曹雪芹的儒释道思想如盐入水，已经融化为中华文化。

想当年林琴南与王寿昌合译《茶花女》，王口述，林笔录，每至情节悲惨之处，两人辄抱头大哭。翻译得如此投入，译本焉能不动人？至于《茶花女》的亚芒发怒而“拂袖而去”，有人问“西装袖子如何拂得？”；写茶花女“挑灯夜读”，也有人问：“茶花女的香闺何来油灯？”这些质疑并没影响《茶花女》的一纸风行。类似问题，可能在《红楼梦》马来文版面世后，也会有人提出；应该无伤大雅。

（2016/07/10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