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任平：圣雄甘地的唯一中国弟子：曾圣提

对我而言，一代报人曾圣提永远是个谜。我对“圣”字特别敏感，70年代中，台湾出了一个民歌手杨弦，还出了一个包美圣，她的歌，我都听了。曾圣提在1927年前来新加坡，在《南洋商报》编辑〈洪荒〉>副刊，他提倡“灵的觉醒”与“人性的解放”，给我的感觉是他是散文版的戴望舒，小说版的郁达夫。

戴望舒于1923年唸上海大学文学系，两年后转去震旦大学攻法语。1929年出版现代诗集《我底记忆》，震动当时的中国诗坛。诗集收录的〈雨巷〉为叶圣陶大力推荐，广为传颂（教育家叶绍钧的名字也有“圣”字）。1932年与新感觉派小说家施蛰存编《现代》杂志，同年11月赴法国攻读法文，前卫的法国艺术一直影响他日后的创作风格。他一生写诗仅99首，却是现代派的开山祖师。令人诧异。诗在精不在多，戴望舒是最佳例证。

青年郁达夫的著名小说《沉沦》写的是青年成长的忧郁自怜，心灵折磨，近乎病态的颓废。他与鲁迅、郭沫若先后赴日唸医，后来都转去唸别的科系。1922年郁达夫于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。郁达夫于日文浸濡甚深，他的小说《沉沦》，大胆的自剖（包括偷窥、情色）显然有日本“私小说”的味道，类近《蜻蛉日记》（Kagero Nikki），戴望舒的法语迷执，还有曾圣提的“印度崇拜”，他们特殊的外语背景，使他们成为视野广阔、思想矛盾，而又注定飘泊的另一种“中国人”或“华人”。

被泰戈尔镇慑住

1924年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，徐志摩、林徽因接待，青年曾圣提一下子就被泰戈尔镇慑住了。这位留着大胡的印度大哲是甘地的精神导师，曾圣提决定追随他。1925年曾赴印度留学，拜会甘地，后者接受他为门生，并建议他把名字“曾楚侨”改为“曾圣提”，“圣提”乃梵文“和平”的意思。曾圣提欣然接受，成为甘地绝无仅有的中国弟子。1927年曾圣提前来新马，在《南洋商报》担任电讯翻译，1930年5月升任总编辑，改革业务操作，提携文坛新秀。

曾圣提精于工笔，非常注重遣词用字。当爱国文学风起云涌之际，曾亦积极参与宣传抗日。曾圣提说：“要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”，这话说得很硬，也许有人会觉得带点左派文人的调调，其实不然。当时的政治局势，每个有血性的文人都会觉得既使不能投笔从戎，也应该发挥文字的传播与号召力量，打击日寇，保我河山。

曾圣提写生活、写身边的人与事，文体绵密细致，左翼文学史家方修在他的《马华新文学简史》，指出曾圣提反映的现实“琐碎而非本质”。曾圣提身体力行，联系多个东南亚国家的新闻从业员，抗日救亡，史实斑斑可考。抗日期间，他写成的中篇小说《生与罪》，反映了他对下层社会的关注。

至于他的性情则或更接近他的老师甘地。1943年2月，曾圣提第三次前去印度看望绝食抗争中的甘地，并以10天时间写成《在甘地先生左右》，他大力推崇甘地的和平主义与苦行实践。1979年9月曾圣提应邀前去印度从事甘地的思想研究，计划写另一部书。奈何心脏病猝发，于1982年年杪逝世，享年81岁。

潮汕俊彦曾圣提的“印度崇拜”，对嗣后南来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应该有所启发。1949年连士升定居新加坡，担任《南洋商报》记者、主笔、总编辑。他的23部著作，当中有3部传记，依序是《甘地传》、《尼赫鲁传》与《泰戈尔传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