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美芬：我和《中国报》的情缘

文：拿汀巴杜卡周美芬(妇女、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副部长)

无心插柳 此情悠悠

大约在1982年杪吧？我完成了LCCI课程，拜别亚庇，回到了八打灵再也。正愁着要找工作的时候，接到了杨协成公司叫我去面试当会计书记的信函，当时的我坐在家外的秋千上，本来摇得轻松又悠闲的感觉，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代的是颤抖的双手，想到往后一生可能拿着计算机过活的日子，手就忍不住地抖了！

可是就这么巧的，当我进入客厅，翻开姨丈最喜欢的《中国报》，竟然看到了征聘记者与校对的广告。心想，死就死吧，不如试试去应征担任校对，总比做账好！

在海峡贸易大厦(Straits Trading Building) 对面吉隆坡大巴刹路（Jalan Leboh Pasar Besar），一个在街上阳光透射下仍然显得有点阴暗的窄小空间，我见到了当时的副总编辑黄丁龙先生（后来才知道他是我政大的学长）。瘦削的脸庞和身躯，头上几根稀疏的头发，踩着一双高跟皮鞋，哒哒的走来，看起来特别严肃。可是，不知是因为我善于表达，还是他爱护后辈，我们竟然谈得很投缘，以至于应征校对的我，竟然获建议担任记者！就这样，《中国报》成了我正式就业的第一个东家。当时的薪水是RM150，加交通津贴RM90。薪水单应该还存著，只是一时找不到。

“山珍海味”吃到腻

当时的采访主任是刘南山先生，严肃、沉默、不太说话。一开始，我跑社团和娱乐新闻，第一次见到郑少秋和沈殿霞，感觉很有趣。过后去多了娱乐界的记者会，每天吃同样的“山珍海味”就觉得腻了。幸好，不久后就被派写一系列和独中有关的专访，记忆中都是巴生的独中，也访过马大吴天才教授，出了整版，很兴奋！

曾经有一次，报馆因临时得到内幕消息，指华教人士到教育部见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陈忠鸿，我匆忙赶到，不知怎的就被允许直接进入副教长的办公室。正和华教人士谈话的陈忠鸿，知道我是记者后的第一句话，就是:“我们正讨论著我要娶第二个老婆的事呢！”说完，全场哈哈大笑，让尴尬而显得突兀的我不如何是好。过后采访了什么，现在已记不起了。

青涩年代 留下精彩

1987年，政大毕业回国，正值国家经济萧条之际，很幸运的又重回《中国报》，地址已从吉隆坡十五碑搬到了陈秀连路，报纸已从“老人报”转换成了带动我国报业彩色革命与开创晚报先例，报份正节节上升的报纸。当时《中国报》的彩页，是读者所期待的。

第二次进入《中国报》，我跑普通新闻，第一天就是访冼都已故李裕隆选区的非法屋区，早上去，下午就被烧了，怀疑是地主所为，结果新闻上了头条，名字byline，文章却被当时的副采访主任改得面目全非而精彩万分！哈哈，当时的心情是五味杂陈！

加入《中国报》的第一份薪水，是RM150加交通津贴RM90；4年后第二次进入《中国报》是RM870。在十五碑的《中国报》由黄兆勋担任总编辑，在陈秀连路的《中国报》则是林通光和黄超明时代，从十五碑到陈秀连路，从老人报到《新晚报》，前者轻松，后者压力，前一段6个月，后一段5个月，前后不到一年，但却为我的人生留下非常精彩的历程。认识了很多朋友，了解了报馆的操作。现在很多报馆的高层，以前都是和我坐在同一张长桌工作的同事，包括陈汉光、黄兆平、林瑞源、林友顺、张明光等。曾在《中国报》和《星洲日报》担任摄影主任的王其俊，更曾和我两度共事。而我和现任的《中国报》总编辑张映坤，则在1997年一起写了一首爱国歌曲《爱到最顶点》，我填词，他作曲。

趁《中国报》报庆，回顾我在《中国报》的岁月，只因为那是一段我青涩而待磨练的时代，那一段在《中国报》工作的经验，为我的未来奠定了前进的基础。祝《中国报》70周年报庆精彩，延续带动报业彩色革命和开创晚报的辉煌历史，继续带动我国报业的革新与前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