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湘怡：死刑两面看

13年前轰动全国的王丽涓奸杀案，被告阿末纳吉在2005年被法庭宣判死刑，并已在23日（周五）问吊。

网络上的留言几乎是一面倒的愤怒，愤怒地质问，为何被告还多活了13年。

我在此事上的情绪是矛盾的，一方面看到被告终于被正法，感觉释怀之余，却也矛盾，究竟一命偿一命的认知，真的是一种必然吗？

诚如国际特赦组织大马分会执行董事莎米妮所说的，“吊死阿末纳吉，我们最后得到了什么？”

这问号究竟要如何解开？毕竟我除了在情感上（对于被告的愤怒）得到释怀，我们别无所获。

我忆起日裔美籍人权摄影师Toshi Kazama（风间聪），8月初在东帝汶的废除死刑工作坊里，讲过的一句话：死刑，其实是在逃避问题。

令人愤怒和心碎的命案发生时，我们都很难过，很希望凶手能够早日落网，绳之于法。可是我们很少去问，为何类似的案件总是一再发生？这些人都不怕死吗？

其实有许多资料显示，废除或停止执行死刑，并不会导致暴力罪案率增加，也有统计资料证明，死刑并非是有效吓阻罪案的手段。

再者，许多国际组织反对死刑的基础之一，是冤案和错杀无辜的风险比例，比一般想像要来得多。

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是，若无法允许杀人事件发生，为何我们却能容许国家（state）杀人？借用国家机器（state apparatus）之手，就能合理化死刑了吗？

寄望国家权力杀人，仅能满足社会对正义想像的私欲，却无法根治这些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都在重演的罪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