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年前轟動全國的王麗涓姦殺案，被告阿末納吉在2005年被法庭宣判死刑，並已在23日（週五）問吊。
網絡上的留言幾乎是一面倒的憤怒，憤怒地質問，為何被告還多活了13年。
我在此事上的情緒是矛盾的，一方面看到被告終於被正法，感覺釋懷之餘，卻也矛盾，究竟一命償一命的認知，真的是一種必然嗎？
誠如國際特赦組織大馬分會執行董事莎米妮所說的，“吊死阿末納吉，我們最后得到了什么？”
這問號究竟要如何解開？畢竟我除了在情感上（對于被告的憤怒）得到釋懷，我們別無所獲。
我憶起日裔美籍人權攝影師Toshi Kazama（風間聰），8月初在東帝汶的廢除死刑工作坊裡，講過的一句話：死刑，其實是在逃避問題。
令人憤怒和心碎的命案發生時，我們都很難過，很希望兇手能夠早日落網，繩之於法。可是我們很少去問，為何類似的案件總是一再發生？這些人都不怕死嗎？
其實有許多資料顯示，廢除或停止執行死刑，並不會導致暴力罪案率增加，也有統計資料證明，死刑並非是有效嚇阻罪案的手段。
再者，許多國際組織反對死刑的基礎之一，是冤案和錯殺無辜的風險比例，比一般想像要來得多。
我們應該問問自己的是，若無法允許殺人事件發生，為何我們卻能容許國家（state）殺人？借用國家機器（state apparatus）之手，就能合理化死刑了嗎？
寄望國家權力殺人，僅能滿足社會對正義想像的私慾，卻無法根治這些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都在重演的罪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