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任平：弃书而逃，记某次研讨会

2007年年杪，我与马大语言系的谢川成联袂出席，在国外某城市主办的“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”。那场研讨会由三个单位主办，除了当地大学中文系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，还有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会总会。

新加坡的写作团队送给每名与会者，一个可以拖着走的行囊，方便装载海运送过来的近百部书籍。几乎清一色是左派作家的著作。

到场的第一天，我已感到蹊跷，曾经想过，不如连论文也不提，一走了之。新加坡来的现代作家，只有诗人评论家蓁蓁一人（他的哥哥是现代诗人孟仲季，父亲是名小说家絮絮，一门三杰）。“万红丛中一点绿”的蓁蓁，特别寂寞，不断找我谈话。我也不忍说走就走。

在大学的教职员食堂，我见识到该市缺乏饮水（干净的水），十多张桌子，桌面只放10个玻璃杯，空的玻璃杯。就此事我询问了食堂的侍应，她告诉我饮水珍贵，饮水装在旧式的热水壸里，要喝水自己去倒，“这样才不会浪费。”就在这个场合，我见到睽违34载、龙族诗社的领军人物林焕彰兄。

出席这么一个为左派文学造势的研讨会，评论文章聚焦在吹捧一、两个人，既无聊又荒谬。论文的程度离开“新批评”一大截，论者甚至不知“后学”（postism）：后结构主义、后殖民主义、后现代主义、女性主义、东方主义……为何物。论者无需把“后学”的知识全部掏出来给人家看，但根底不能没有，否则评论就变成主观的眉批，褒贬全凭个人爱恶。依我的脾气，我会拂袖而去。川成要我顾全大局，我说：我不以为这些人看得懂我要提的论文：〈马华现代诗的疑虑及其冒犯性〉。

泰华作家重人情，讲人脉，联谊第一，研讨其次或附带。我不嗜酸辣，喝不惯“冬阴功”。

学术研讨会成了联谊

那天下午我躺在床上，没去听下午那两场互相吹嘘的研讨分组讨论，心情沉重。出道以来，我在研讨会上与人辩争不休者有之，抢麦克风也试过（1997年吉隆坡留台联总在吉隆坡主办的“马华文学的新解读”研讨会），就是没试过百无聊赖到人窝在酒店里，嗟叹时间难过。不难想像，总结报告不是“歌功颂德”便是老生常谈。我决定不出席总结/闭幕典礼，并请川成向焕彰兄致意致歉。

当晚与川成商量如何处理那两大堆赠书，结果议定“午夜送客”。我们把手上的近两百本书，一大叠一大叠捧到外面的教室侧边、雨淋不到的角落堆高放好，搁置不拿。忙了一个晚上，总算大功告成。隔天我们就飞回吉隆坡。出席这么多趟研讨会，搞到要弃书而逃，还是第一桩。

这次事件，迫使我认真思考大学筹划研讨会，后面多股看不到的力量如何交锋、话语权力的挪用，与宰制的权术在博弈。

在研讨会上有20%是“朋友主义”论文，有10%是赶在最后一分钟交上来的“刍论”。这些名副其实的刍论附在博士、教授的名衔下，无需审议（大多数研讨会甚至不设审议委员会），即上了研讨的平台。当文学或其他学术研讨会，成了一种类似清大“博士训练班”的联谊，成了有关科系不能不凑足固打的活动，研讨会也就失去它最基本的意义。（2016/12/01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