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年杪，我與馬大語言系的謝川成聯袂出席，在國外某城市主辦的“東南亞華文文學研討會”。那場研討會由三個單位主辦，除了當地大學中文系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中心，還有泰國留學中國大學校友會總會。
新加坡的寫作團隊送給每名與會者，一個可以拖著走的行囊，方便裝載海運送過來的近百部書籍。幾乎清一色是左派作家的著作。
到場的第一天，我已感到蹊蹺，曾經想過，不如連論文也不提，一走了之。新加坡來的現代作家，只有詩人評論家蓁蓁一人（他的哥哥是現代詩人孟仲季，父親是名小說家絮絮，一門三傑）。“萬紅叢中一點綠”的蓁蓁，特別寂寞，不斷找我談話。我也不忍說走就走。
在大學的教職員食堂，我見識到該市缺乏飲水（干淨的水），十多張桌子，桌面只放10個玻璃杯，空的玻璃杯。就此事我詢問了食堂的侍應，她告訴我飲水珍貴，飲水裝在舊式的熱水壼裡，要喝水自己去倒，“這樣才不會浪費。”就在這個場合，我見到睽違34載、龍族詩社的領軍人物林煥彰兄。
出席這么一個為左派文學造勢的研討會，評論文章聚焦在吹捧一、兩個人，既無聊又荒謬。論文的程度離開“新批評”一大截，論者甚至不知“后學”（postism）：后結構主義、后殖民主義、后現代主義、女性主義、東方主義……為何物。論者無需把“后學”的知識全部掏出來給人家看，但根底不能沒有，否則評論就變成主觀的眉批，褒貶全憑個人愛惡。依我的脾氣，我會拂袖而去。川成要我顧全大局，我說：我不以為這些人看得懂我要提的論文：〈馬華現代詩的疑慮及其冒犯性〉。
泰華作家重人情，講人脈，聯誼第一，研討其次或附帶。我不嗜酸辣，喝不慣“冬陰功”。
學術研討會成了聯誼
那天下午我躺在床上，沒去聽下午那兩場互相吹噓的研討分組討論，心情沉重。出道以來，我在研討會上與人辯爭不休者有之，搶麥克風也試過（1997年吉隆坡留臺聯總在吉隆坡主辦的“馬華文學的新解讀”研討會），就是沒試過百無聊賴到人窩在酒店裏，嗟嘆時間難過。不難想像，總結報告不是“歌功頌德”便是老生常談。我決定不出席總結/閉幕典禮，並請川成向煥彰兄致意致歉。
當晚與川成商量如何處理那兩大堆贈書，結果議定“午夜送客”。我們把手上的近兩百本書，一大疊一大疊捧到外面的教室側邊、雨淋不到的角落堆高放好，擱置不拿。忙了一個晚上，總算大功告成。隔天我們就飛回吉隆坡。出席這么多趟研討會，搞到要棄書而逃，還是第一樁。
這次事件，迫使我認真思考大學籌劃研討會，后面多股看不到的力量如何交鋒、話語權力的挪用，與宰制的權術在博弈。
在研討會上有20%是“朋友主義”論文，有10%是趕在最后一分鐘交上來的“芻論”。這些名副其實的芻論附在博士、教授的名銜下，無需審議（大多數研討會甚至不設審議委員會），即上了研討的平臺。當文學或其他學術研討會，成了一種類似清大“博士訓練班”的聯誼，成了有關科系不能不湊足固打的活動，研討會也就失去它最基本的意義。（2016/12/01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