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天便是祖納的新書發表會，他卻在這天被捕。他人不能到，書也不能出現，因為那莫須有的罪名是煽動，出版社忠告說不只書會被沒收，而且可能會為大家惹官司。
我初次參加文學節，讀到節目表中有祖納的畫展和新書推介，暗自欽佩主辦單位的立場和勇氣。當日活動結束后和幾個文友在酒吧喝酒，伯尼斯也在，她是喬治市文學節的統籌，為翌日新書活動受影響的事一籌莫展。我本來和馬華文學以外的圈子還不算太熟絡，但我知道拉近距離最快的辦法就是酒，加上聲量如雷的樂隊逼大家交頭接耳地喊，距離更近了。
我一心想幫忙，想起主角突然缺席活動的經驗我也有過。那次是台北動地吟前，詩人何乃健驟然病逝，幾個籌委朋友開會討論要怎麼處理他的表演項目，是否要從節目表上刪除呢？我們幾乎是立刻決定的：不只不刪，而且還要讓何乃健上台！
表演那晚，輪到何乃健的節目時，司儀如常介紹表演者出場，工作人員如常把麥克風架擺好，聚光燈孤獨地照著台上那空缺的位置。詩歌如常投映在熒幕上，觀眾納悶了一陣，聽到有人細聲問：何乃健不是已經過世了嗎？半晌，大家開始明白了，靜靜讀熒幕上變換的詩句，黑暗中聽見有人哭了起來。詩畢，掌聲如潮。
我向伯尼斯說這件事。音樂太吵，我說得很用力：當時的無聲，力量比任何聲音都更巨大。
伯尼斯稍微哽咽了一下：啊！你幾乎要讓我流淚了！
她道謝，說知道該怎麼做了，頓時釋懷，繼續招待遠道而來的作家朋友。我也很高興，覺得自己幫了朋友。
翌日，大家還是希望祖納能及時獲釋。到了新書發佈時段，現場滿座，席間坐了各國作家和讀者，還有好幾位身穿淨選黃衣的觀眾，大家安靜等候。祖納終究來不了，聽說會場外頭還有警察監視。伯尼斯上台發表語氣堅定的聲明，譴責無理拘留祖納，扼殺言論自由。我心底一陣酸楚，國家的醜陋竟然在這國際的文學平台展露無遺。伯尼斯請大家起立，靜默抗議。
站起來的，有英國人、法國人、荷蘭人、俄國人、澳洲人、愛爾蘭人、印尼人、印度人、德國人、波蘭人、香港人、台灣人、馬來西亞人……過后，大家是一副不知何去何從的樣子。伯尼斯說祖納不能來，書也不能發，大家才緩緩散走。我深覺遺憾，客人帶走的本來應該只有文學的美好。
看著那些空蕩蕩的椅子時我忽又覺得，無聲未必真有什麼巨大的力量，更多時候，無聲只是因為無力，沒有別的辦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