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见闻‧文人牵涉政治 是幸运，也是不幸！

报导：方俊心
图：卢淑敏、互联网

2012年王蒙出版《中国天机》一书，书中写道：“我与政治的难分难解，是我的幸运，还是不那么幸运呢？”

政治虽然复杂隐晦，但乃管人的事，大如政客富贾，小如草介百姓，谁又能与之撇清关系，不受影响呢？然而，王蒙以一介文人身分，以一种文字的浪漫来追求革命，投身革命，又能掀起多少千重浪，实现政治抱负呢？……

用文字的浪漫追求革命

出生于上个世纪30或40年代的中国人，随口说的故事都可以是大江大海的历史碎片。50年代以前饱受战火折磨，50年代之后，则是新政党接管国家后的动荡与改革，每个人的故事都写在了政治活动的框架之下。

王蒙最特别之处，也许是在于他不只被动牵涉。他14岁就因对改革怀着极大热情而加入共产党，22岁他撰写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微型小说，获毛泽东点名称赞“王蒙有文才”。1963年，王蒙29岁，流放到新疆生活了16年之久，之后又重新回到政治的核心圈里，在1985年成为中共中央委员，1987年当上中国文化部部长。两年后，他遭撤职，然而终其一生，他都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。

2012年他出版《中国天机》一书，书中写道：“我与政治的难分难解，是我的幸运，还是不那么幸运呢？”

他在接受杨澜访谈里回答了这个问题，“都有。这可能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不幸，我以一种文字的浪漫性来追求革命，投身革命。革命要务实得多，革命的人忒文学了，还不见得是好事。”

王蒙是真爱文学，他至今已写了超过60本书，有小说、评论集、散文集、古典文学研究等，去年他的长篇小说《这边风景》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，这些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。

11月19日，吉隆坡市中心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，王蒙抵达位于安邦路（Jln Ampang）的中华总商会大厦，配合第14届马华文学颁奖典礼，主讲了“永远的文学”讲座。在短短十五分钟的个人专访里，他跟记者分享了他的政治生涯与文学创作的关系。

没有玩具的童年

1. 您曾跟您的孙子有过一段谈革命的对话，您的孙子说您可怜，因为童年没有玩具，所以只好去革命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对政治感到失望，对政治产生了一种冷感，抱持冷眼旁观或事不关己的态度，您有什么看法？我们可以不关心政治吗？

时代不一样了，我孙子不是生活在中国正在发生大革命的年代，所以不可能用我们那一代人的观点来看他。但是我认为他讲了一个真理，一个政权，一个权利系统，它应该为本国的儿童提供足够的玩具，如果一个权利系统连孩子们的玩具要求都满足不了，那么孩子们就有权利革它的命了，可以颠覆它，呵呵。你想想看，它连孩子的玩具都解决不了，什么坏的政权。所以我觉得我孙子说的也还是有道理。

他说“可怜”不是说我参加革命可怜，是他设想我过著没有玩具的生活的可怜。

在政治上，我关心得太早了，我太早熟了。因为你想想，在我11岁的时候就遇到了二战结束，日本投降。我是在日据时代上小学，报纸上登的都是什么大东亚战争，保卫东亚战争、庆祝香港陷落……都是这些东西，忽然日本一投降，我受到什么样的冲击，受到什么样的关心，这一个和现代青少年的途径有很大的不一样。

环境总是不断地变化，人们对政治的关心，对社会的关心都有一个过程。像我11岁就那么关心政治，这样的孩子是越来越少了，当然他可能15、16岁会关心社会，关心各方面的情况。北京年轻人议论什么贪官的问题，人员的变动，这些也还是有的。

沉默20年更活跃

2. 您有很多部作品，如《青春万岁》、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、《活动变人形》、“季节系列”等，内容都离不开政治。您认为文学作品可能摆脱政治而存在吗？

我觉得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。在我的经验里边儿，政治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我的命运和政治的关系非常大。

比如说，如果没有那些政治运动，我不可能在1958年以后就被迫沉默了20年。如果没有后来文革的结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，也不可能有我近三十多年在写作、创作上的活跃。

所以对我来说，政治是非常切实的生活一部分，但是每一个写作人是不一样的，有一些他根本就是躲避，采取躲避的态度，躲避不等于他一定躲避得了，但是他可以躲避，他可以在作品里头不提这些东西，这我也完全理解。

从我个人作品里边儿，其实也有相当多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呢，人对写作人，对其他人的印象都是一样的，往往看到他主要的方面，就把他次要的方面忘记了。其实我不是只写政治方面的作品。

生活，离开不了政治

3. 我注意到刚刚您用了“躲避”这个词，我觉得这个词满有意思，您会用“躲避”，是不是您觉得政治原本是一个应该书写的东西？

我想这种躲避有各种不同的原因。有书斋型的写作者，比如说汪曾祺先生，喜欢画画、喜欢烧菜、喜欢写字，但是他的作品里也反映出了政治生活的变化。中国在20世纪，政治变化是生活的主要特征。人人，包括连农民，整天也都讨论政治。

4. 您曾提过，您有一段时间，长达八年没有写作，后来又重新执笔。是什么因素驱使您终身在创作？

我呀，对于写作、文学的热情，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。由于50年代后期非我本身的原因，失去了写作的可能，但是我还在读书啊，我也还非常关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它的每一个角落，所以一旦有了动笔的可能，我要写的东西非常之多。至今已过去三十多年了，我仍然还保持着比较旺盛的写作，从里边儿驱动的力量。

人在异域学习不同文化

5. 有那么长一段时间不能写的时候，心里面的感觉是怎样的？

当然觉得非常遗憾，但是我说我自救，自己拯救自己，主要的方法也是学习。在我不能做别的事情的时候，我还能够学习。我在新疆，学习不同的文化，包括伊斯兰文化，我读可兰经，我学习维吾尔语，它属于阿尔泰语系，我很有兴趣，因为它完全不一样，它有小舌音、卷舌音、送气音，这都是华文所没有的，可是德语和法语里很多。

6. 那当您重新执笔的时候，会觉得很感动吗？

是的。因为文字的东西，语言的东西，它给人的感动，是别的东西所不能代替得了的。

夫唱妇随论文章

7. 您的第二任太太单三娅女士，对您的写作有没有什么影响？因为她是记者。

她原来是做编辑工作的，在光明日报工作，对于我的小说类的东西，她参加的意见不是太多，当然有时也提醒一些意见。对于我在报刊上的一些文字呢，她起的作用非常大，因为她很有经验，包括各个方面。比如说有些文章，要不要列上一些小标题，报纸上登出来就比较容易受人注意，就是这些东西。

8. 方向呢？或者内容。你们会讨论这些事情吗？

我们也会讨论的，当然。

不要相信别人给你规定的模式

9. 我们时常听到一句话，“一辈子只专注做好一件事情”。如果您一辈子只能专注做好一件事情，您比较希望是政治，还是文学创作？

我只能这么说，第一呢，我呀，我个人的性格上，偏于文人方面的东西会多一些，有的时候容易动感情，有的时候容易为造一个句，选择一个词，特别有兴趣，会推敲这个说法，换一个字会怎么样，这么说怎样，这些都是文人的特点。

但是，什么叫一件事情呢？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有的人一件事情也做不好，呵呵呵，他想做半件事情，也做不成。所以呢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别人定立一个规范。比如说爱因斯坦，他自己认为，他的小提琴拉得比他的相对论还好，他多次这样说过。齐白石认为，他最好的贡献，占第一位的是金石（印章），第二是书法，最差的是画画。可是社会上最重视是他的画，其次是书法，没有人重视他的字印。有的人又画画，又写文章。像达芬奇，他又是科学家，又是画家，世界上第一个钟表是他做的，他还是哲学家。

所以，不要相信别人给你规定的模式，另外，你自己的模式也不能推广。比如说，有很多人只是在共产党，或政府里担任很小的一个职务，他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，有这样的人。说明他呢，只能在这里边儿选择一样。对我来说，这个问题从来不存在过，就是我当着部长的时候，我还写诗，我还写小说，所以这是个人的情况不同。

10. 可否谈谈影响您最深的一本书？

有很多很多书对我产生了影响，并没有哪一本书特别特殊地对我产生影响，比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、《红楼梦》，鲁迅的《野草》，我可以说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