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見聞‧文人牽涉政治 是幸運，也是不幸！

報導：方俊心
圖：盧淑敏、互聯網

2012年王蒙出版《中國天機》一書，書中寫道：“我與政治的難分難解，是我的幸運，還是不那麼幸運呢？”

政治雖然複雜隱晦，但乃管人的事，大如政客富賈，小如草介百姓，誰又能與之撇清關係，不受影響呢？然而，王蒙以一介文人身分，以一種文字的浪漫來追求革命，投身革命，又能掀起多少千重浪，實現政治抱負呢？……

用文字的浪漫追求革命

出生於上個世紀30或40年代的中國人，隨口說的故事都可以是大江大海的歷史碎片。50年代以前飽受戰火折磨，50年代之後，則是新政黨接管國家後的動盪與改革，每個人的故事都寫在了政治活動的框架之下。

王蒙最特別之處，也許是在於他不只被動牽涉。他14歲就因對改革懷著極大熱情而加入共產黨，22歲他撰寫《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》微型小說，獲毛澤東點名稱讚“王蒙有文才”。1963年，王蒙29歲，流放到新疆生活了16年之久，之後又重新回到政治的核心圈裡，在1985年成為中共中央委員，1987年當上中國文化部部長。兩年後，他遭撤職，然而終其一生，他都是政治的積極參與者。

2012年他出版《中國天機》一書，書中寫道：“我與政治的難分難解，是我的幸運，還是不那麼幸運呢？”

他在接受楊瀾訪談裡回答了這個問題，“都有。這可能是我的一個最大的不幸，我以一種文字的浪漫性來追求革命，投身革命。革命要務實得多，革命的人忒文學了，還不見得是好事。”

王蒙是真愛文學，他至今已寫了超過60本書，有小說、評論集、散文集、古典文學研究等，去年他的長篇小說《這邊風景》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，這些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發行。

11月19日，吉隆坡市中心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，王蒙抵達位於安邦路（Jln Ampang）的中華總商會大廈，配合第14屆馬華文學頒獎典禮，主講了“永遠的文學”講座。在短短十五分鐘的個人專訪裡，他跟記者分享了他的政治生涯與文學創作的關係。

沒有玩具的童年

1. 您曾跟您的孫子有過一段談革命的對話，您的孫子說您可憐，因為童年沒有玩具，所以只好去革命。現在很多年輕人可能對政治感到失望，對政治產生了一種冷感，抱持冷眼旁觀或事不關己的態度，您有什麼看法？我們可以不關心政治嗎？

時代不一樣了，我孫子不是生活在中國正在發生大革命的年代，所以不可能用我們那一代人的觀點來看他。但是我認為他講了一個真理，一個政權，一個權利系統，它應該為本國的兒童提供足夠的玩具，如果一個權利系統連孩子們的玩具要求都滿足不了，那麼孩子們就有權利革它的命了，可以顛覆它，呵呵。你想想看，它連孩子的玩具都解決不了，什麼壞的政權。所以我覺得我孫子說的也還是有道理。

他說“可憐”不是說我參加革命可憐，是他設想我過著沒有玩具的生活的可憐。

在政治上，我關心得太早了，我太早熟了。因為你想想，在我11歲的時候就遇到了二戰結束，日本投降。我是在日據時代上小學，報紙上登的都是什麼大東亞戰爭，保衛東亞戰爭、慶祝香港陷落……都是這些東西，忽然日本一投降，我受到什麼樣的衝擊，受到什麼樣的關心，這一個和現代青少年的途徑有很大的不一樣。

環境總是不斷地變化，人們對政治的關心，對社會的關心都有一個過程。像我11歲就那麼關心政治，這樣的孩子是越來越少了，當然他可能15、16歲會關心社會，關心各方面的情況。北京年輕人議論什麼貪官的問題，人員的變動，這些也還是有的。

沉默20年更活躍

2. 您有很多部作品，如《青春萬歲》、《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》、《活動變人形》、“季節系列”等，內容都離不開政治。您認為文學作品可能擺脫政治而存在嗎？

我覺得每個人和每個人的情況都是不一樣的。在我的經驗裡邊兒，政治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我的命運和政治的關係非常大。

比如說，如果沒有那些政治運動，我不可能在1958年以後就被迫沉默了20年。如果沒有後來文革的結束和十一屆三中全會，也不可能有我近三十多年在寫作、創作上的活躍。

所以對我來說，政治是非常切實的生活一部分，但是每一個寫作人是不一樣的，有一些他根本就是躲避，採取躲避的態度，躲避不等於他一定躲避得了，但是他可以躲避，他可以在作品裡頭不提這些東西，這我也完全理解。

從我個人作品裡邊兒，其實也有相當多和政治沒有什麼關係，但是呢，人對寫作人，對其他人的印象都是一樣的，往往看到他主要的方面，就把他次要的方面忘記了。其實我不是只寫政治方面的作品。

生活，離開不了政治

3. 我注意到剛剛您用了“躲避”這個詞，我覺得這個詞滿有意思，您會用“躲避”，是不是您覺得政治原本是一個應該書寫的東西？

我想這種躲避有各種不同的原因。有書齋型的寫作者，比如說汪曾祺先生，喜歡畫畫、喜歡燒菜、喜歡寫字，但是他的作品裡也反映出了政治生活的變化。中國在20世紀，政治變化是生活的主要特徵。人人，包括連農民，整天也都討論政治。

4. 您曾提過，您有一段時間，長達八年沒有寫作，後來又重新執筆。是什麼因素驅使您終身在創作？

我呀，對於寫作、文學的熱情，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。由於50年代後期非我本身的原因，失去了寫作的可能，但是我還在讀書啊，我也還非常關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它的每一個角落，所以一旦有了動筆的可能，我要寫的東西非常之多。至今已過去三十多年了，我仍然還保持著比較旺盛的寫作，從裡邊兒驅動的力量。

人在異域學習不同文化

5. 有那麼長一段時間不能寫的時候，心裡面的感覺是怎樣的？

當然覺得非常遺憾，但是我說我自救，自己拯救自己，主要的方法也是學習。在我不能做別的事情的時候，我還能夠學習。我在新疆，學習不同的文化，包括伊斯蘭文化，我讀可蘭經，我學習維吾爾語，它屬於阿爾泰語系，我很有興趣，因為它完全不一樣，它有小舌音、捲舌音、送氣音，這都是華文所沒有的，可是德語和法語裡很多。

6. 那當您重新執筆的時候，會覺得很感動嗎？

是的。因為文字的東西，語言的東西，它給人的感動，是別的東西所不能代替得了的。

夫唱婦隨論文章

7. 您的第二任太太單三婭女士，對您的寫作有沒有什麼影響？因為她是記者。

她原來是做編輯工作的，在光明日報工作，對於我的小說類的東西，她參加的意見不是太多，當然有時也提醒一些意見。對於我在報刊上的一些文字呢，她起的作用非常大，因為她很有經驗，包括各個方面。比如說有些文章，要不要列上一些小標題，報紙上登出來就比較容易受人注意，就是這些東西。

8. 方向呢？或者內容。你們會討論這些事情嗎？

我們也會討論的，當然。

不要相信別人給你規定的模式

9. 我們時常聽到一句話，“一輩子只專注做好一件事情”。如果您一輩子只能專注做好一件事情，您比較希望是政治，還是文學創作？

我只能這麼說，第一呢，我呀，我個人的性格上，偏於文人方面的東西會多一些，有的時候容易動感情，有的時候容易為造一個句，選擇一個詞，特別有興趣，會推敲這個說法，換一個字會怎麼樣，這麼說怎樣，這些都是文人的特點。

但是，什麼叫一件事情呢？個人的情況不一樣，有的人一件事情也做不好，呵呵呵，他想做半件事情，也做不成。所以呢，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替別人定立一個規範。比如說愛因斯坦，他自己認為，他的小提琴拉得比他的相對論還好，他多次這樣說過。齊白石認為，他最好的貢獻，佔第一位的是金石（印章），第二是書法，最差的是畫畫。可是社會上最重視是他的畫，其次是書法，沒有人重視他的字印。有的人又畫畫，又寫文章。像達芬奇，他又是科學家，又是畫家，世界上第一個鐘錶是他做的，他還是哲學家。

所以，不要相信別人給你規定的模式，另外，你自己的模式也不能推廣。比如說，有很多人只是在共產黨，或政府裡擔任很小的一個職務，他就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了，有這樣的人。說明他呢，只能在這裡邊兒選擇一樣。對我來說，這個問題從來不存在過，就是我當著部長的時候，我還寫詩，我還寫小說，所以這是個人的情況不同。

10. 可否談談影響您最深的一本書？

有很多很多書對我產生了影響，並沒有哪一本書特別特殊地對我產生影響，比如老子的《道德經》、《紅樓夢》，魯迅的《野草》，我可以說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