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自台湾的语言学家洪惟仁教授，访问半途，连抛金句，逗得笔者和摄影记者笑不拢嘴，彼此间也不再拘谨。可当他娓娓道出个人经历，金句仿佛黑色幽默般，听起来，沉甸甸。他本该攻克硕士的年少岁月，却因台湾“白色恐怖”入狱而中断。出狱后人事已非，中断的学术路直至50岁才接上。而他穷尽三十多年岁月研究，毕生最满意之作——上下两册《台湾社会语言地理学研究》，亦终于在今年面世。而今年，他已73岁。
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”洪惟仁教授简单一句话，总结自己入狱前后的故事。他说大江大湖，何处不能安身？可自己偏要蹚进浑水之中，最终连生活都被浑水吞噬。
当时，正值台湾“白色恐怖”时期。
当时，他是一名满怀革命梦想的青年，满脑子想着推翻政府，实行共产主义。
当时，他即将从研究所毕业，拥有前往美国、欧洲或日本三地留学的机会。
当时，他命还未革成，便因“预备叛乱罪”入狱，学术路中断。
他说了许多“当时”的故事，却并非忆当年。对于往事，他只用简单一句：“当时我就是笨蛋”，语调轻稳。
“如果当时我去美国念书，我可能就是台语研究的先驱学者了！”
他是如水般的男子，在哪里都能容身。别人以为很苦的监狱生活，他的妈妈天天提心吊胆。可他笑说：“我在里面天天琴棋书画，乐得要死。”最终倒没“乐死”，反而因为常在昏暗环境阅读而伤了双眼。
他在狱中待了6年8个月，因大赦而出狱。可他已习惯狱中“好吃好住”，回归现实生活后，必须为柴米油盐烦恼。为此，他也只能大叹一声“身不由己”。
他出狱后便结了婚。妻子不曾因他“罪人”身分而摒弃他，两人恩恩爱爱至今苍苍白发，他仍时不时嘴上叨念着妻子。
为了维持家庭开销，曾经修读日文的他找了份翻译工作。长达6、7年的时间里，经由他手翻译的文件、书籍不计其数，但越翻译他心越不甘。
“为什么我要翻译别人的东西？为什么我不是写着自己的研究？为什么不是别人翻译我的研究成果？”
不甘，驱使他重踏学术路。他假意去台湾各地寻访亲朋戚友，实际上，是希望听遍台湾各地的台语。宛若土法炼钢般的田野调查，累积研究资料，勤写文章，在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。最终，他的坚持被人看见。
走进大小村落
势要记录所有语言
“做学问要细腻、严谨、谦虚，但做人要狂妄。”洪教授话锋一转，又抛出一句金句。他自认个性狂妄，但他确有狂妄的资本。研究台湾语言路上，他始终孤身向前，身边助理几经更替，唯独他初心不变。
2005年，58岁的他决心扩大研究范围，不再局限于台语，而是势要记录与研究台湾所有语言，走进台湾大小村落记录与研究。
“我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去做研究。哈哈！当然没有真的下黄泉。但是我跑来又跑去，阅读其他人的研究报告，绘制各个村落分布的地图。或许每个村落的主要语言都是台语，但因为地区不同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腔调。我所做的，便是记录和研究。”
上下两册的《台湾社会语言地理学研究》，便是这三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。精装封面，页数惊人，内页附有地图与注释，详细解释各个村落分布和语言源流。他说，单是绘制地图就用了九年时间。这已非一本单纯的语言学著作，而是同时结合地理学、人类学等学术知识。
半百之年再续学术路
由于研究论文写得扎实，他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青睐，约聘他担任研究所专任助理。那是他首次可以申请研究经费，无需再假借探亲之名走遍台湾。他决定台湾走透透，更大范围的实行研究调查，文章最终集结出版《台湾方言之旅》。
“可是我的知识落伍了。我以前学的“结构语言学”，早就没有人用了。”
他急着想要学习语言学的新知识，想要填补那6年8个月的空白。终于研究所的工作告一段落，他受台湾清华大学语言学系录取，攻读博士学位，那年他已经50岁了。
半百之年，于他而言，仿佛刚刚开始。他57岁考获博士学位，58岁受台湾教育大学之邀，创办台湾语文学系，身任创系主任。如今，他已备受国际学术界认可，成为研究台湾各地语言的权威。
求学应先承认自己是笨蛋
“一个人如果不想当笨蛋，就要先承认自己是笨蛋。”
他在狱中悟出的笨蛋理论，成为他求学问的根基与态度。他认为自己的知识来源于无产阶级，记录的对象或许是文盲，或许是年迈老人，然而他们却拥有他所缺乏的知识。
“我做学术既宏观又微观，整个台湾都在我掌握之中。”
洪教授再次抛出一句狂妄的金句。他的宏观在于研究整个台湾地域，而微观则是走访台湾各个大小村落，说把整个台湾语言状况掌握手中，其实毫不夸张。
“杀人生意有人干，赔钱生意无人做。在台湾，我是唯一研究台湾各地语言的专家，因为太难太苦太花时间了，而且根本看不见回报。很多学生都受不了，毕业论文写完后就不再碰了。”
语言间的强弱生死
马来西亚曾在80年代，由民间华社推广“多讲华语，少说方言”运动，同时也渗入学校教育，形成华语和方言的二元对立，仿佛两语间只有一语能活。无独有偶，台湾也曾发生“说国语运动”，意在禁止方言、日语等的使用。直至90年代末，才再次将方言纳入正式课程中，可是方言仍日渐式微。
对于语言的生死，洪教授叹气摇头说：“这没办法，语言间竞争的结果必然会有一方死去或强盛。除非这个语种完全不与外界接触。”虽然感到悲观，但他仍主张保存每个语种的特性，维持多样性的语言生态。
无奈语言也有功利性、社会性，当某些语言不再成为主流，使用人数逐渐稀少，或会被主流语言同化，或会就此消失。
“你看看英语杀了多少语种？你看看汉语杀了多少方言？”他的一声声反问，也透露了帝国主义、集权主义与语言自由发展间的矛盾。
语言必须从生活上学习和使用
台湾方言虽有台湾政府立法保障，但是洪教授认为这是毫无用处的措施，毕竟，语言只有在生活上学习和使用，才能发挥语言用作交流的特性。他举例，虽然台湾学生能在校学习方言，可是回家后仍是以华语交谈，始终无法有效改善方言的劣势。
“所以我才说台湾政府光说不练，根本无法真正保障方言。”
根据他的观察，类似的事情也正在马来西亚发生。他指出，南马和北马曾是福建人的大本营，福建话一度盛行，但如今两地口说福建话的人数已显悬殊。
“南马或许受到新加坡70年代末“说华语运动”的影响，以及收看新加坡电视节目的缘故，从而减缓福建话的发展与传播。相对来说，北马因为地理环境和族群因素，福建话的发展与传播并不像南马般缓慢，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说着福建话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