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玫瑰不管被称为什么名字，还是一样芳香”──这是四百多年前莎士比亚说的。
我们可以想像，比如从今天开始，世界上所有父母和老师，都教导孩子们，把大人所谓的玫瑰称为“粪便”，把粪便叫作“玫瑰”，小孩长大后自然会在情人节送给情人芬香的“粪便”，把臭气熏天的“玫瑰”冲下马桶。
但不管称它为粪便或其他什么名字，那芳香的真实本质，还是不会改变。
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叫一个疾病“武汉肺炎”？称一种病毒“武汉肺炎病毒”？
1814年，德国麻疹（German measles）首次被德国医生定义为独立疾病，故因国籍得名。
1934年，日本脑炎病毒（JEV或乙型脑炎病毒）于日本被发现，故以地名命名。
1937年，西尼罗（West Nile）病毒在乌干达的West Nile地区被发现，因此得名。
谨记教训
1968年，诺瓦克（Norwalk）病毒在美国俄亥俄州的诺瓦克开始肆虐，故以地名称呼。
1976年，伊波拉（Ebola）病毒在苏丹南部的伊波拉河区域被发现，病毒以此命名。
1998年，立百（Nipah）病毒在我国双溪立百新村被发现，“立百”由此得名。
2012年，西亚呼吸综合症（MERS）最早出现在西亚等国，所以以地区命名。
2019年，在武汉爆发的新型肺炎被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暂时命名为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”（简称“新冠肺炎”）后，多数中文媒体选择使用“武汉肺炎”名称，就是因为以地名称呼顺口、贴切、方便、易记。
没有人会想到“武汉肺炎”，是用来标签化一座城市，或者当作“仇中”的工具；换个角度想，就算是全球媒体把名字改为“新冠肺炎”，中国人或华人在这段疫情期间被排斥、被歧视的事实，还是一样会在国外发生。
况且，除了天、地两个自然条件，这些疫病暴发，和发源地的人为管理不当，或不良卫生习性的文化因素也脱不了干系；以地、以国命名，对于发源地人们来说，有发人深省、让人谨记教训的作用。
也就是说，以勇者姿态正面面对它，这些文化、管理、人为问题就能被解决；以鸵鸟姿态回避它，问题就只能扫入地毯下，过几年又再发生类似问题。
国际规格
当有人开始呼吁“请不要叫它武汉肺炎”的时候，我们理解这是一种民族情绪发酵，也可能是国家强大了输不起面子的悲情，或纯粹是中华民族想避开“臭名”来摒除“恶运”的心理机制。
我们也理解马来西亚媒体随后把“武汉肺炎”改成“新冠肺炎”，是一种符合当今环球化社会尊重他国的作法。
今天，国际上公认的做法是依循WHO于2015年发出的指南，避免以国家、地方、城市、人名、动物等，去命名一个新发现的病毒。
也就是说，Nipah、MERS、Ebola等等等，这些过去的官方命名，都不符合当今国际规格。
话说回来，那个大家用了一个多月的2019-nCoV新冠病毒暂时性名称，刚刚在这篇文章完稿前的几个小时，被WHO正式定名为“SARS-CoV-2”，而病症的官方名称也改为“Covid-19”（Corona冠状 virus病毒 disease疾病 2019）。
无论如何，人们会不会继续习惯性的把它和武汉联系起来，还是乖乖遵从WHO指南使用Covid-19──这是自2012年MERS的“西亚”错误命名以来，WHO和全球人类的第一次挑战。
莎士比亚说的是事实，但“事实”很多时候不讨人喜欢，所以还是叫我玫瑰吧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