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疫情影响，本就不好经营的出版业雪上加霜，许多出版社、书店经营者都在挣扎，采取各项措施尝试自救！无论有多艰难，他们希望“书”不会输给疫情，更希望疫情过后，读者还在……
被新冠疫情阴霾笼罩的2020年乍看就快到尾声，但是出版业经营已经可以用“惨淡”来总结这一年的境况。红蜻蜓出版社亦重入低谷，从3月18日实行行动管制令直今，公司整体销售遽跌至少60％。
红蜻蜓出版社创办人许友彬举例，去年每个月从大众书局获取10万令吉左右的销售额，这笔钱能够支付大部分员工的薪资；但是疫情冲击之下，各书店一度停业，恢复营业后，书店门开却人不至，门可罗雀，市场逐渐萎缩，过去公司固定的资金流突然断裂，使得公司处境雪上加霜。
他笑说自己已65岁，在人生晚年阶段，应该舒服过日子，面对严峻困境，大可关闭即可。但是，身为公司创办人，他无法潇洒挥挥衣袖，因为感觉肩膀上有责任。“很多员工和作者一路跟著红蜻蜓打拼到今天，有深厚的感情，甚至有作者跟我说，如果红蜻蜓关闭，她也不再写小说了……”
有感公司多数老员工都有自己的生活负担，他不能轻易说裁员或减薪，三月以来费尽心思扭转颓势，以求突破困境。
但是，毫无疑问，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让出版业环境恶劣。像是政府采取行动管制令避开潜在传染风险，书店和出版商被迫关停、书展等活动延期或停办、印刷厂停业出版商无法正常印刷书籍导致出版计划被迫拖延……以上所述的连环冲击下，出版社一直在面对疫情带来的各种成本上涨问题。
直播卖书成绩却不佳！
过去红蜻蜓赚钱所储蓄到的储备金，早在五、六月就耗尽；10月为公司筹款而参加南洋华文文学奖，所得到的奖金3万新元（约9万令吉），也都投入到公司运作；甚至他本身也以店屋抵押和个人担保，向银行借贷超过100万令吉──尽管如此，目前每个月仍然亏损6、7万令吉，此况若持续，红蜻蜓惟恐无法飞到明年中旬。
一切是那么地艰辛，让许友彬不得不提出减薪的下下策。“由于暂时没有出版，编辑的工作也就暂时减轻，所以我们提出减薪，如果有员工要离开，我们也不敢留，祝福他们有更好的前途。”
或许很多人会把困境怪罪到疫情，是疫情让市场需求萎缩、是疫情干扰行业发展、是疫情让人没工作……但是，许友彬想的更多的是：我们能为出版业做什么？我们自己能做什么？
和其他出版社一样，疫情期间红蜻蜓加强网络行销。许友彬也做网络直播，但是网上有逾千人观看，但最后实际订单不到十个，让他百般不解，“他们是不是看我讲笑话？”后来经过思考和检讨，他发现可能因为读者不习惯网络买书，以及公司网站操作包括付费程序等不够友善使用。
“我从来不觉得出版业是夕阳行业，又或者网络盛行会影响阅读风气。这一、两年在中国巡回演讲，我发现中国小学生之间也很流行手机，但他们还是保持阅读习惯，当然这和中国教育纲要规定一年要读多少本书有关系，但是有大环境氛围渲染，小朋友容易养成及维持阅读习惯。”
把值得做的事情做到最好
如果撑得过此次的疫情，未来红蜻蜓仍然在飞翔，许友彬希望他能许愿第二个梦。
“当年因为想给自己的第三个孩子看我们自己马来西亚言语的书，才开始写书，然后在1999年创办红蜻蜓出版社，投入学校课本与幼儿教材创作、儿童故事书、少年小说……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个公司规模。”
一天，当他看著一岁多的孙儿依依呀呀说话，翻开绘本，他突然想到“绘本”两个字！它是每个人“人生的第一本书”，可以启发想像力、认识花花世界，而且读绘本是亲子活动，家长陪伴小孩阅读、聊天，绘本的世界非常大！
“如果红蜻蜓明年还能生存，我想调整出版方向，未来会拓展儿童绘本创作，把它带向国际。红蜻蜓有出版儿童绘本，也成功把本地少年小说作家推向中国，比如李慧慧、陈惠君、谢智慧的作品，都有授权给中国出版；我想把两者经验结合起来，创作、出版马来西亚的儿童绘本，可以透过征集或比赛寻找好故事……不过，这要看我们过不过得疫情这个难关。”
疫情反复让未来更加难以预测，但许友彬相信，如果事情值得做，只要做好、做对，一切都会自然地水到渠成。
宣传不停歇积极突破难关
疫情让出版业遭遇重创，角川平方（Kadokawa Gempak Starz）亦深受影响，从过去一年出版400至500本书籍（三语），因为疫情减量至400左右。
角川平方集团中文部总编辑吕毕姗透露，多数的出版计划照旧进行，除了新系列的出版会搁置。“一直以来，与特约作者、漫画家、插画家的合作都是收了稿，经过审核后就会支付稿费。疫情影响销售量，但也要顾及作者的生计，所以与作者达成共识，以《魔豆》为例，公司跟作者提出减低约15％首刷量的要求。”
她说，在这艰难的时刻出版社与创作者的互持尤其重要。以上述的变通方案保持继续合作的情况下，《魔豆》也累积了约30本作品的存稿。
因应疫情冲击，目前该公司全员减薪15％，减少5％出版量和10至15％的首印数量。另一方面，会继续专注于网络行销部分，尝试以不一样的营业型态符合世界的转变。
疫情的缘故，许多行业纷纷开始视频领域的探索，“直播”成为疫情之下的新常态。出版社也都在寻找自己的突围之路，把宣传工作转至网络，尝试网上交流会、短视频等。
直播让出版人直接接触读者
“随著这十年里电子产品的崛起，为了应读者的需求，角川平方除了把作品转移到电子书平台，近几年来也为不同类型的刊物做出转变。举例，《漫画王》和《Gempak》杂志从纸本变换成网络版，到了后期再把内容转成视频形态。”
“《浩学堂》儿童教育漫画和《Gempak》青少年漫画，除了以短片做宣传之外，也把现有素材剪辑成动画供原有读者和网络新群众观赏。《魔豆》的图文集，如《生活中的100个开场白》和《反转人生的100个小提示》也把部分内容转成音频，邀请到彪民朗读，上载到podcast平台。至于《魔豆》小说，则另制成有声书，目前在制作阶段。”
此外，在上个月，角川平方也举办了一场为期十天的《X-探险特工队虚拟基地》的网络虚拟展览。这场原为《X-探险特工队》十周年庆的活动展览，最终因应管制令转移到网络。
书籍的直播或网上活动，虽然比不上一些美妆、服饰、食物类产品直播的热度，但相较于之前的传统宣传活动，优势很明显，观众可以充分参与、互动。另外，出版社编辑直接和读者近距离沟通和互动，扩大和读者的接触机会，这也会给编辑思路带来一些启发。
跨媒体协作以转变吸引大众
“出版社做直播、视频有优势，也有挑战。优势在于出版社拥有非常多的文化资源，题材源源不绝，而且编辑有经验，做直播或视频都具备了内容企划与呈现方式的优势。挑战无疑就是，需要时间与精力摸索并掌握新科技。”
任何一次危机都有可能转化为机遇。本地出版业此次面临的危机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出版业、书店的应变和转型。自疫情暴发以来，出版社、书店积极尝试各种方法以自救，或展开网上活动聚拢人气，增强社群黏性；或尝试在各类网络平台做直播，吸引更多读者；或开辟网络销售渠道，多方寻求物流合作。
吕毕姗认为，采用跨媒体的行销手法，能在其他领域增加品牌的曝光率。“以角川平方举例，我们与988电台通过跨媒体叙事手法合作，在华为手机平台推出《浩学堂》电子周边产品，与食品公司携手合作有奖活动。此外，也授权于动画与电影制作公司把《秀逗高校》和《魔豆》小说制成动画和电影。对我们而言，能让品牌在不同领域发酵，都是宣传和吸纳潜在读者的最佳平台。”
她对出版行业始终抱持乐观的态度，并且认为，出版业万变不离其宗，只要坚守做出好内容的宗旨，再兼顾到形态上的转变与包装，无论被分化成电子媒介或保持传统纸本，也会被大众所注意。
编辑：吴鑫霖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