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仓求助、支持救助——出版社一手抓疫情防控，一手抓出版生产，如此“濒死”又“撑住”；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，几乎每家出版社的故事都是如此……
疫情期间，出版社的生存状态是非常严峻的。像文运出版社（Gerak Budaya）做出版、分销和零售，当中分销占生意量的60％，书店没开没书卖，加上没出版没书卖，两者重叠就成了巨大块阴影。
“我们出版三语读物，英文（60％）、马来文（30％）和中文（10％），出的都是严肃读物，经济、政治、社会性、社会批评，有的是半学术，销量向来缓慢，要从中回收钱是很难的，一路来经营都比较困难。”
早在疫情来袭之前，文运出版社创办人张永新就经历过几次出版浪潮。2010、2011年是出版业高峰期，许多独立出版社特别是马来文出版社，纷纷推出小说、诗歌、社会评论，销售良好，文运出版社从分销中同获利润，加上自身出版品也有不错成绩，业界一片风光明媚。2015、2016年，独立出版社开始走下坡，2017年情况更甚，因此有的不出版或是不找分销，导致文运越来越少书可以卖。
“2018年因为大选，文运出版的几本政治书籍，销量都不错。但是踏入2019年开始亏损，2020年因为疫情雪上加霜，大型书局MPH在疫情期间连续关闭十多间分店，书局是出版社最大实体通路，关闭分店一定会对出版社造成影响，我们的书要去哪里？”
如同其他商家，当遇到经营困境，需现金周转度过危险期，出版社基本反应就是清仓、折扣的促销活动，出清库存。张永新透露，文运从四月裁员两人、目前十位全职和一位兼职自6月减薪10％至25％，但情况依旧不乐观。当看到大将出版社“买书撑大将”的促销活动，在朋友建议之下，文运在不久前推行“支持文运”（Sokong Gerak Budaya）促销活动，以50令吉购买三或五本书籍，获得不错的回响。
“我们的目标是募到25万令吉，目前卖出去的营业额超出了10万令吉。但是，促销也是短暂的应变措施，即使募到25万令吉之后又怎样？经营要长期持续，如果没有出路，问题依旧没有解决，也不能每次都用这个方式要钱……希望疫情很快过去，市场很快恢复，出版社有生意做就可以存活。”
网络商城拓宽书籍流通管道
张永新说，在五、六月管制令开放时期，市场一度有起色，可惜临接九月又实施管制令，大风吹过把希望的涟漪给吹散了。
“坦白说，我们都不知道最糟糕是什么时候？政府虽然有资助中小型工业，但设有很多条件。举例政府提供薪金补助计划，每位员工可以得到1200令吉补贴，条件是公司不得裁员，但我们的职员薪资位于3000至5000令吉，即使有补助，公司还得付出一笔费用。文运没有申请这项补助，因为我们得裁员来减少公司亏损。”
还有什么办法自救？张永新觉得唯一的希望就是加强自家书店门市销售和网络行销。这间设立在文运出版社办公处的实体书店，近期因为“支持文运”（Sokong Gerak Budaya）促销活动，引来一些读者到访。不过，更多的订单来自于网站。
“我之前一直强调要加强网络行销，但是人事频繁有变动，一直做不好。管制令期间，可能是不能外出，网络行销反而增加了。所以，我们持续在拓展这一块的商机潜能，包括进驻Shopee Mall。”
想方设法为出版社续命
疫情提升张永新对未来出版业要在网络服务、读者消费模式的深度探索，并且按需求印刷，防止书籍滞销。
“过去文运一个月出版4至5本书（三语），现在减至2至 3本。以前拿到一份文稿，觉得不错，可以慢慢卖，文运就包办一切编辑、排版和出版，作者不用做其他事情，也不用出钱。现在，我们希望作者通过回购来资助出版社。也有一些是作者完全出资，委托我们出版作品，作者自负盈亏。”
为让出版社“续命”，张永新想了很多方法，包括把书店当作分销站，和别的商家合作卖蔬菜、食品等，透过网络销售，然后定时在书店取货。“真的有谈过，但没有后续消息。”
从1998年创办文运出版社，张永新一路看著出版业的发展与改变，他认为，出版业是走下坡的工业，原因很多，包括手机占用人们太多时间，回复讯息、看视频、听歌……“不要说没有人阅读，只不过大部分人阅读不在于书籍或报纸，而是从手机阅读新闻、小说、资讯。这已是一种生活模式，要突破这个困局是很难的。”停顿几分钟思考，他续说：“也许书籍会变成精品，很贵、不多，也有这种可能性。”
疫情击不垮出版与阅读热情
9月30日，大将出版社董事长周若鹏在网络上发表“买书撑大将”活动贴文，希望能有5000人购买书籍，让大将出版社得以售书套现，筹募25万令吉救己救市。10月15日，25万令吉已达标，共获6900笔订单，而该活动也已经于11月1日结束。
在这段艰难时刻，让周若鹏看到一束光，“撑下去！支持你！救大将！”网友留言和鼓励，也让他和员工们感动并坚持下去的动力。
“这是大家对出版业、阅读的热爱吗？我深信是的，因为我始终相信阅读和学习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，出版社在这方面扮演它一定的角色。就算大家不常买书，但也意识到社会需要有这样一个角色，如果出版社不在了，就没有马来西亚自己的出版品记录我们的故事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希望我们存活下去。”
其实在释出这篇“求助”贴文之前，周若鹏犹豫了两个月，原因是：“这事情很难看，怎么看都有求人之嫌，而且多少会破坏书籍原本的价值和价格。这是下下策，但实在没办法了，只是希望能把压在仓库的书，套现还债、出粮。我们都是以成本价在卖，并没有赚到钱。”
大将出版社过去一年约出版20至30本书籍，因为疫情重击，今年至今只出版12本，印刷量也从过往1000至2000册，减至一半。另外，往年书展带来全年业绩的10％营收，但书展也取消了，加上其他业绩下跌50％，整体业绩滑落60％。他直言这是“很可怕”的事情，庆幸大将出版社是小规模公司，否则难保不裁员、不减薪。
“直今我们没有裁过一个人，也没有减过一毛钱，这是我可以大声、骄傲的说。目前，公司还有一些现金可以运转三个月。”三个月之后呢？疫情之后呢？关键其实在于疫情中的变化，都有可能重塑未来的出版业，包括出版社的出版调整方向。
周若鹏认为，书籍是人们日常需要的精神粮食，若然没冒出“新冠肺炎病毒”这个奇怪变化，按照原本方式走下去，出版社不会有生存堪忧。“我们走过二十年了，如果没有一套生存之道，根本走不过这么多年。所以，疫情过后，一切恢复正常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走下去。”
逆境磨人初衷始终如磐石
出版业对今年的经济效益普遍不看好，但也有面临紧急刹车后的重新启步省思。
“我觉得这一次事情是有隐藏的祝福，它让我们学到新技能、社交媒体的力量，以及网络行销的重要性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，在出版方面会更小心去知道读者需要什么东西，然后更有方向去打造确知有需求的产品，再善用网络科技让它更精确的达到读者位置。”
过去大将出版社也有自家网站、面书专页等，但并没有做完善。他记得“买书撑大将”活动贴文贴出的当晚，出乎意料的热烈反应，书友鱼贯涌入，伺服器不刊负荷，导致网站一度陷入瘫痪。
“我当时不觉得有这么多人关注，贴文当天晚上特地准备500令吉广告费，我记得才花了2令吉84仙广告费，同事就跟我说网站垮了……这次活动让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支持大将，同时也清楚发现自身的弱点，比如订单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完、送货拖慢，这些流程的弊端，显现基本设施的重要性。在过程中，我们也迫著学会如何建立网店、如何维护网站、知道要更有效设立订单和客服系统，逆境使人更坚强，这次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接下来会生存得更好。”
不过，万变不离其宗，出版社的核心是做好书，做好人要的书。“不能只做别人要的东西，也要不时去做没人要的东西，我希望两者保持8：2比例，八成出版普罗大众需要的财经类、励志类书籍，二成出版有价值但不好卖的诗集等类读物，我们打算以盈补亏，好的东西还是要坚持。”
他说，不管有没有疫情，出版方向始终没变，但是方法要更新。“行销的概念很简单，对的产品在对的时间，给到对的人。我们过去就在这三个环节里有东西做不好，这次疫情让我们在短时间学会很多新技能，有助于在下一次，问对的人、做对的产品，在对的时间透过科技接触到对的读者。”
编辑：吴鑫霖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