溫任平：行為藝術：在大腿上寫詩

檳城新紮起的詩人：戴大衛（Tie Theway）用原子筆在大腿上寫了一首詩，7月30日他把詩貼在網上，同時也拍攝下大腿上的原作。我在“天狼星方陣”拜讀他腿部的詩作，腦子亮起的第一盞燈泡是：岳飛背脊被母親勾劃上去的“精忠報國”四個字；第二盞燈泡是：行為藝術與詩創作配合的可能性；第三盞燈泡是主體如何向外，擴展它的延意義。

有一年我在台北鬧市，跟著一群起哄的人群湧向一座天橋，橋上垂懸的舞者，用近乎狂放的肢體語言向政府抗議不公。懸在空中舞蹈，難度很高，一不小心掉落地面不死也會重傷。這是行動藝術的展示，舞者的動作令觀眾驚呼、讚歎。他是林懷民的學生。

在文學的範疇裡，我迄今做到的是：詩的朗誦，把詩譜成曲唱出來。1981年我與已故陳徽崇兄聯手出版唱片卡帶《驚喜的星光》，裡頭收錄了13首詩曲。我曾導演過程可欣、林若隱、徐一翔、張嫦好……以組合的方式一邊朗誦、一邊演出現代詩。在學校的壁報上，我策劃學生把詩圖畫化、具象化。70年代，羅青在台灣《草根》詩刊以大小不一的字體（黑方、細明體、楷書），用圖像代替文字的拼貼，我都實驗過。

我沒有想到的是：以主體（身體）作為創作場與展示板，像戴大衛那樣。身體的第一重外延物，首先是毛髮指甲，然后是衣著服裝、手錶眼鏡、帽子頭飾、項鍊戒指……；第二重外延物是住宅、汽車。讀到這裡，大家應不難瞭解何以有那么多人，愛護房子汽車猶似疼愛子女，把它們裝飾得漂漂亮亮背后的心理因素。

不去嘗試，怎知道不可以？

1986年4月，25歲的崔健在中國掀起搖滾樂潮，他穿一件大清帝國的長褂，掛一把劣質吉打，唱出了他的《一無所有》，他的吼嗓震動了全場。他成了中國的Bob Dylan，他以游吟詩人的姿態唱出：“告訴你我等了很久／告訴你我最后的要求／我要抓起你的雙手／你這就跟我走／那時你的手在顫抖／這時你的淚在流／莫非你是在告訴我／你愛我一無所有”。他的歌詞使我想起食指的詩。

全場的聽眾如癡如醉，音樂的狂歡擊潰了意識形態的禁錮，讓一個世代被堵著的憤懣與傷痛得以宣洩。后來他戴上五角紅星軍帽、穿上綠色軍裝、黑色軍鞋，用一條紅布纏住雙眼唱《解決》、《假行僧》，崔健成了一個充滿激情的文化代碼，軍綠與五角星不僅是紅衛兵的擬仿，也挑起人們創痛的歷史記憶。

比起崔健，戴大衛溫和太多，如果后者不是因為癌症糾纏，他可能已組成像動力火車那樣的樂團組合。他的詩溫柔敦厚，即便抒寫難堪的分手，他的語言總是含蘊的，甚至帶點自我調侃：“打了一通電話給分手／嘟：請別再對號入座／這個留言信箱／只供流言蜚語”。從事詩、散文、小說寫作的朋友，不妨也想想如何讓內在的感受以具實驗意圖的形式／策略，多聲部的表述、表演出來。不去嘗試，怎知道不可以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