孫天美：煽動法令不合時宜

《1948年煽動法令》非但是惡法，而且還是管理國家和執法怠惰的工具，說得難聽一點，可謂當權者的鴉片。

煽動法最為人詬病之處在于它判斷一段言論有罪與否，並非根據一套客觀標準以供檢驗，主要憑判案者自作詮釋。

試想想，一宗有人證物證的謀殺案，有時也會因為警方採集證據的過程有瑕疵，令無辜人士坐上數十年冤獄；僅憑對方意志和立場便認定他有罪的煽動法，何以服眾？

警方援引《1948年煽動法令》提控馬大法律系副教授阿茲米沙隆，引起了強烈爭議。

把問題掃到地毯下

我們無法確定下達指令者是誰，但只要有一條可以僅憑他人自由心證就能逮捕那人的法律存在，即能讓執政和執法當局有便宜行事的機會──隨心所欲的將說出不中聽談話的當事人提控上庭，把問題掃到地毯底下，無需想出解決問題之道。

這種方式根本無法解決民間的質疑和不滿，也許民間會一時因為害怕煽動法令而短暫出現寒蟬效應，讓當局假設國家的一切仍在掌控中而沾沾自喜；但事實上，不滿的情緒卻可能早已在各個層面浮現，只要有心人說些話，就足以使民間力量集體反撲。去年505的全國選舉，就是一例。

大馬要達到“2020年宏願”目標，約束言論自由並不是一個好方法，因為一個國家的進步，並非僅靠埋頭苦幹一言不發的群眾──這種社會乃叫奴隸社會而非民主社會。

唯有人民自由發表異見的聲音獲得保障，才能讓當政者省思和檢討國家機制內人為的弊端和問題，國家才會進步。

在訊息自由流通的今天，高壓統治壓迫言論已不符時宜，不信？2010年至2011年間發生的阿拉伯之春，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