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去虐佣事件，闹得满城风雨、人心惶惶；最出名的严碧霞虐佣问题，更曾引发马印纠纷。
尽管如此，但印尼女佣还是愿意离乡背井，独自来到马来西亚打工赚钱，她们难道不怕自己沦为受害者吗？又或是背后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？
在迈入人权抬头、资讯发达的时代，虐佣事件是否有改善？在处理虐佣的课题上，又面对哪一些挑战和难题？
《中国报》访问了大马印尼女佣协会，透过她们的经历、故事，了解女佣在马的困境。
大马虐佣案 亚洲榜首
女佣，是一般双薪家庭的得力助手，但也是剥削案的主要受害者之一。
她们领着低廉的薪资，工作时间却比打工族来得长，很多都无法享有应有的权益，没得休假、没得外出，长时间与雇主待在一起，要不是鼓起勇气逃跑，又或是得到他人帮忙，其非人遭遇将不见天日。
一个由印尼女佣创立的组织——大马印尼女佣协会（PERTIMIG），在2019年12月15日成立后，短短2年期间就接到逾70宗投报。
这些投报中，以不支付工资占多数，占比达45.1%；其次则有31.4%涉及剥削、7.8%涉及性骚扰和侵犯等、5.9%涉及人口贩卖，及3.9%涉及暴力虐待。
当然，这些投报只是冰山一角，单单只是该组织在能力范围内接手的投报，还不包括印尼驻马大使馆、其他非政府组织、警方、劳工局等单位接到的投报，相信更有许多不幸的女佣，至今还无法逃脱这类魔掌。
来自大马印尼女佣协会的3名发言人指出，如果根据官方数据统计合法管道入境的女佣，马来西亚是亚洲地区，第二大印尼女佣输入国，仅次于香港。
“根据大马劳工局2021年数据，马来西亚境内有逾10万名女佣，但如果涵盖那些非法逗留或偷渡入境的女佣，我们估计马来西亚的女佣，可能超过20万人。”
尽管没有掌握切确的数据，但她们相信，在亚洲地区，相比新加坡、台湾、香港等，马来西亚女佣受虐案，是高居榜首的。
她们接受《中国报》访问时说，单单印尼驻马大使馆，就处理过千宗投报；不过，当中不全然是虐佣案，也包括欠薪、剥削等。
她们补充，即使官方公布的投报数据，也可能只是片面之词，无法真正反映印尼女佣在马的遭遇；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机制，来整合各单位接到的投报，很难有一个全面数据。
本报叶原溢摄影
不知待遇差 遭“诱骗”来马
虽然我国在雇用女佣方面恶名昭彰，但奈何印尼还有许多发展落后的村庄，没有接收外界资讯的良好管道，还是有很多村民在一知半解下，被“诱骗”到马来西亚工作。
询及为何还有那么多女佣，明知我国的待遇不堪，还愿意前来马来西亚时，大马印尼女佣协会对此点出，很多女佣其实都在误导下，才被“诱骗”来马来西亚的。
“当然，由于大马与印尼在各个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，包括语言、文化、食物等，在无法前往其他国家时，自然而然会选择大马 。
“但更大部分印尼女佣，是受到误导，‘误上贼船’。”
她们披露，许多中介在前往村庄招聘时，会以“诱骗”方式，给出甜蜜承诺。
“一些中介会骗说，如果前往大马，月薪可以高达700万印尼盾（约2100令吉），其他国家的薪资只有200万印尼盾（约600令吉）。”
不过，事实真是如此吗？非也。
目前，在引进印尼女佣的众多国家或地区中，马来西亚的薪资、福利待遇堪称是最低的，远低于新、港、台等亚洲地区，也低于西亚地区，如沙地阿拉伯、卡塔尔等。
中介要胁 承受精神压力
除了受到资讯方面的误导，一些印尼女佣也面对“精神威胁”，承受各方面的精神压力。
其中一名发言人巴丽雅指出，事实上，各个地区的录取机制是同等的，并没有规定前往港、台的女佣，就必须要通晓华语。
“但中介就会精神威胁应征者，如果你坚持要到香港，你可能不通过华语考核，一旦你没办法成功录取，没有薪资，你孩子没钱读书、你没办法建屋子….。”
在受到经济压力的威逼下，她们只能屈辱容忍，接受苦差。
另外，巴丽雅也披露，也有一些中介会推出“送礼机制”。
“这些中介会以礼物诱惑，如果愿意即刻应聘，家人就能收到礼物。有的送出电视机，有的则送出500万印尼盾，相当于1500令吉左右。”
更可恶的是，有些女佣甚至到起飞前最后一刻，才知道自己是要前往马来西亚的。
巴丽雅感叹，由于许多同乡无法掌握切确信息，就这样被中介洗脑，“诱惑”到马来西亚来。
投报后没证据 不了了之
女佣离乡背井已好不容易，在面对不人道待遇时，却也只能孤身作战，在没有证人挺身而出下，她们的投报往往只能吃败仗。
大马印尼女佣协会指出，在接获任何涉及刑事罪的投报后，都必须经过警方的调查，并走上司法途径，但往往都缺乏人证、物证，而无法伸张正义。
她们坦言，在处理这些案件上，最挑战便是收集证据。
“很多涉及刑事罪的投报，比如性侵案、虐待案等，基于缺乏证据和证人，最后都不了了之。”
巴丽雅指出，女佣往往就输在没有证人。
“试想想，这些女佣24小时都与雇主一家生活，如果真的遭到雇主或其家人性侵，谁愿意成为受害女佣的证人？
“这些所谓的证人，肯定都是雇主自家人。你觉得他们会愿意挺身而出，为非亲非故的受害女佣，而指控自己的亲属吗？”
被‘禁锢’在家 难外出报案
巴丽雅点出，在遭到不人道待遇后，也取决于女佣本身，是否愿意挺身举报；但最大前提还是，她们有没有机会外出报案。
“大部分的女佣不像我们，她们没有外出的自由，都被‘禁锢’在雇主家中，那又要如何报案呢？
“即使致电向印尼大使馆投报，后续调查工作也极具挑战。大使馆往往在致电询问雇主后，雇主都谎称家中没有这号人物，如果警方不愿展开调查，大使馆对此也拿不出办法。
“很多女佣都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，才会冒险逃离向他人求助，但又没有事先收集证据，让调查工作难上加难。”
70%欠薪结案 没取得正义
相比之下，如果涉及欠薪、剥削的案件，就相对容易解决；但在处理这些案件上，女佣往往都会有所牺牲。
大马印尼女佣协会指出，在接获的逾70份投报中，虽然有将近70%都已结案，但并非都以正义告终。
询及这70宗投报的进展时，其中一名发言人罗希达回应：“如果只是单纯的结案，是有将近70%都已解决。
“但我们认为的‘解决’，应该是女佣取得正义，往往却不是如此。”
她解释，当她们在接获雇主欠薪的投报后，一般会先向印尼驻马大使馆举报，再由大马半岛劳工局介入协调，安排受害女佣与涉案雇主协商，寻求双赢局面。
“不过，在协商的过程中，雇主往往会提出各种扣除。”
罗希达举例，如果要索回10万令吉，最后可能只成功要回1万5000令吉，这是极其不公平的。
“而且，这些受害女佣的签证会随即取消，只能返回印尼。她们一般也是以漂白计划遣返回国，因为这方面的费用比较便宜，最后可能都无法再入境马来西亚了。”
若无法相处 宁可送回国
大马雇主经常被扣上拖薪、虐佣的恶名，或多或少也会让印尼女佣却步，但大马人力资源服务商公会主席拿督符永辉认为，类似问题不只发生在大马，相信如今中介费用调低，也能降低类似问题发生的几率。
他说，全世界尤其邻国都可看到层出不穷的虐佣案例，这关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业者只能奉劝和开导雇主，把问题降到最低，却无法100%排除事件发生。
“这主要是看雇主的情商够不够，若雇主与女佣无法相处配合，宁可把她送回去，千万别粗暴动手；尤其如今法庭都会严惩虐佣者，不值得冒这个风险。”
符永辉分析，部分雇主或因中介费用高，当女佣达不到要求，却不舍得亏本，过程中产生不满心态，进而演变成虐待事件。
他奉劝雇主宽容大量，别太计较，只要女佣能帮忙减轻家政负担即可，别奢望表现达到十全十美，这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“当然有些人聘请到很好的女佣，那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但若遇到爱顶撞的女佣，雇主则可考虑遣送女佣回国。”
他预计，随着两国签署备忘录，女佣和雇主的纠纷将可减少，私人职业机构（APS）也需扮演监督角色，多与女佣和雇主接洽沟通。
遇虐案例 多数非中介引进
大马私人人力资源中介公会（PIKAP）主席刘月玲认为，受不人道对待的女佣，一般都不是由中介引进的，而是由雇主自行带进来，或是以其他方式入境我国。
她解释，这些女佣当初没有通过正当管道来马，而是以偷渡、旅游等管道非法滞留在大马。
“从最近看到的几宗案例，都不是通过正式招募来马工作。但不管怎样，她到底还是你聘请的工人，也不应该（被不良对待）。”
她坦言，从最近发生的几个案例来看，确实是雇主的不是，但也有很多好雇主存在，把女佣当成是自己的孩子、家人。
她说，也有很多女佣受到很好的待遇，有雇主出钱让她们学开车、读书、学烹饪等，甚至也有看过很多女佣随雇主一起旅行，不到一、两年，就因护照盖章满了，而需要更新护照。
“一个巴掌打不响，其实都是看双方的。不能只看一、两宗案例，就判断大马真的是不好。”
本报沈燕玲摄
中介听双方解释 再判断
刘月玲说，若雇主和女佣出现分歧，中介会扮演中间人的角色，不会只听单方面的解释，就作出判断。
“女佣没有十全十美，雇主也没有十全十美，肯定有好有坏。可能她的长处不被你赞赏，或是没有被用上，也是一个问题的产生。
“要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就要听从双方的解释或投诉后，我们来判断。也要找一个方案，让他们和好。”
她提及，一旦发生很严重的案例，不在仲介的处理范围之内，就需要交由有关当局处理，如薪水方面的问题就到劳工局上诉，虐待事件就报警、验身。
她说，如今女佣至少都有初中学历，劳工局也会在她们工作前告知她们的权益，以及发生事情应该去哪里报案或求助等。
她补充，可能女佣已无需中介协助报案，自己就懂得如何处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