誰來保障告密者？

吹哨者（whistle blower）一詞源自英國警察吹哨子示警的行為，日后慢慢演變，成為內部人員基于公益而挺身揭弊的代名詞。

先進國如英國和美國，都制定了保護吹哨者的細緻法令，例如英國的《1998年公眾利益披露法》與美國的《吹哨者保護法》，一些國家對吹哨者的保護，不只限于刑法上，也明訂吹哨人不會因為檢舉不法而遭到民事控告。

聯合國大會2003年《反腐敗公約》第33條，就是專為保護舉報人而制定的，其內容為：“每個締約國應該考慮將適當的法令結合進國內的司法體系，以保護任何這樣的個人：此人出于良善信念和基于充分理由，而向當局舉報任何有關與本公約一致的公認侵犯的事實。”

引起揣測

我國政府在2010年，也制定了告密者法令，保護告密者的身分，保障所有提供情報者，在不受到任何威脅下，揭露任何舞弊與貪污的行為。如果沒有這層安全保護網，再正直的“吹哨人”，不僅“哨音”可能不會被聽到，甚至也有可能遭到威脅，屆時重賞也難有勇夫，最終導到出現噤聲效應。

因此，2010年告密者法令應該堅持法令的精神，讓提供消息者覺得受保障，願意與執法當局分享重要揭秘內容，而且也讓揭秘者看到實際的執法行動，這樣就可以避免揭秘者，透過外在途徑來揭秘。

然而，在最近的一馬發展公司案調查作業上，讓人難以分辨，執法單位對洩密者與告密者的行動，進而讓民眾產生各種揣測。

弊端持續

美國的相關研究顯示，人民儘管普遍對于弊案頻傳感到不滿，但對政府體制仍維持相當程度的信心，主要原因是在相關事件中，往往有所謂的“深喉嚨”或“吹哨者”挺身而出，成功地捍衛公共利益，進而維護公眾信任的底線。

因此，我國當局也必須權衡官方機密與2010年告密者法令，否則一味著重“官方機密”，就會讓政府弊端持續累積下去，而且也會讓這兩部法律出現“相互沖突”的現象。

政府要以實際展示“我保護你，你不用怕”的決心，保障公共利益與公眾安全與知情權，確保不會違背設立告密者法令的初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