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見聞．詩，不是少數人的東西

報導：方俊心
攝影：連利元

您寫詩，也寫散文、做翻譯、教學，那您比較以哪一種身份自居？

我認為我三分之一是學者，三分之二是作家，所以因此一來呢，我在大學裡面的同事認為我是文壇上的人，文壇上的人認為我是學院派，所以都不會跟我競爭，不會搶他們生意的啦（笑）。

您認為現在我們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會讓我們跟現代詩產生距離嗎？因為可能受科技影響，或者我們生活的步伐太快，讓我們沒有辦法靜下來欣賞一首詩？現代人的生活還需要現代詩嗎？

對，我去中國講學，常常有人問我。現在詩已經靠邊站了，成為少數人的東西了，當然不是像唐朝的盛況，不是像科技時候的盛況。可是呢，你要講，有什麼人就有什麼詩；有的人歡喜唱歌，歌詞就是他們的詩啦，他們覺得歌詞已經夠美了，那麼你更高的人就覺得歌詞還很通俗，沒有什麼了不起。還有的人在讀古詩，他不喜歡新詩，他讀唐詩宋詞，所以對每一個人講來，這種詩體不一定是限于新詩，或者現代詩。一定還是有人在寫，有人在讀，這樣子。

而且講銷路的話，台灣一本詩集出來，以前是兩千冊，后來也有一千冊，那麼在英國，你出一本詩集五百冊能銷完，詩人已經滿高興，那英國的人口比台灣多一倍以上。

而且詩的功用也分散了，在古代，詩是拿來敘事的，像荷馬的史詩，它就是一個故事。或者詩是拿來寫劇本用的，像莎士比亞的劇本都是用詩體來寫，所以他寫的是詩劇，Verse drama，這個文體的地位跟功用也在變化之中。

像我自己的詩選，可以銷得好幾萬本，那麼台灣大概比我銷得多的，比較通俗一點的就是席慕容啦、鄭愁予啦，他們銷得更多，席慕容可銷到十萬本以上。那就不算是沒有讀者的。

余光中⊙檔案
平生愛與詩掛勾

1928年生，南京人。12歲開始向父母、舅舅學習古文，1937年日軍侵華避難四川。七年居住鄉下的經驗，使他跟大自然親近，啟發了他感性的一面，聽覺、視覺、觸覺，詩作裡的生動、臨場感，跟這段經驗有不可分割的關係。

1945年回南京，兩年后在金陵大學外文系就讀（現今的南京大學），那段時間裡寫下他人生中第一首詩《沙浮投海》。1949年立志要當一名詩人，因為“覺得浪漫，有趣，也有一定的自信”。1950年從中國遷居香港，過后再到台灣，9月入讀台大外文系三年級。

1952年台大畢業，兩年后跟覃子豪、鼎文、夏菁、鄧禹平等人組成“藍星詩社”。陳義芝說他的詩“風格與風格不斷在轉換”，弦認為他是學者的詩人。

1958年負笈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班，1961年創作長詩《天狼星》，掀起了台灣新詩論戰。王文興認為，那時大家普遍受到歐美文學影響，流行自由詩、反格律、白話詩，建構新的東西的責任就落到技術高的詩人，像聞一多、劉大白、余光中、徐志摩等人身上。陳義芝說他這時期“對外筆戰建構新詩趨勢，對內筆戰跟人說新詩該怎麼寫，要反省自審。”

余光中反對詩空虛無意義，認為詩應該不晦澀但有深度，他的詩內容深刻，語言清雅，1971年創作的《鄉愁》成為兩岸的傳誦之作。這首詩其實在二十分鐘內寫好，但那份感覺“在心裡醞釀了二十多年。”

1975年台灣掀起現代校園民歌運動，號稱現代校園民歌之父的楊弦，也是受余光中的詩影響，以他的詩詞填曲。余光中本人對音樂很熱愛，弦說他家裡有百多張古典音樂，而他到了美國后也接觸大量西方音樂，把歌曲的節奏感帶進詩裡。

1974年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，1985年在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任院長，目前在研究所兼任教授。陳芳明說，他是傲慢的創作者，一直在跟時間比賽，年過五十還持續創作。然而，他本人自覺“成熟得很慢”，《白玉苦瓜》才是自己的詩作完全成熟的代表之作。

跟配偶范我存育有四女，夫妻鶼鰈情深，家庭圓滿。

（整理自《他們在島嶼寫作——逍遙游，文學大師系列電影》）

快樂，也能成詩

有人說古今中外幾乎大部分傑作，都是由失意跟悲傷的人寫出來，好詩是不會在快樂的情況下成就的，您有什麼看法？

當然，我們本來就是窮而后工。“詩窮而后工”，這個窮不一定指沒有錢，而是受到了困境，受到了挑戰，而寫得更好。不過，詩也並不是完全寫來表示悲哀的，人的七情六欲都可以用詩來表現。所以，詩中也有幽默的詩、詼諧的詩，幽默也可以成為詩。

我寫過一首詩，幽默的詩，一點也不悲哀。我有寫詩的朋友叫鄭愁予，他得了獎，就請我們吃飯，那麼鄭愁予拿著菜單看，菜單是橫著寫的，什麼龍鳳啊，什麼什麼的，都是辭藻很華美，他就嘆了口氣，“啊，菜單像詩歌”，我在旁邊就應了一句說，“可是賬單像散文”，因為你看賬單心情不妥，要付錢了。所以我回家就寫了一首詩，叫《食客之歌》，我就把吃飯的情況跟寫作的情況拿來聯想，一共只有八句，四段，

如果菜單
夢幻
像詩歌
那麼賬單
清醒
像散文
而小費呢
吝嗇
像稿費
食物中毒
嘔吧
像批評

這個沒有悲哀嘛，這個搞笑啊！（笑）

神游唐詩與之相呼應！

那麼，您可不可以談一談最新詩集跟之前的有什麼不一樣，或者有做了哪一些嘗試？

《太陽點名》已經是我第20本詩集了，我也沒有把握我還有第21本，因為我已經年紀這麼大了。那最近這本有八十多首詩，普通一本詩集有五十首就夠了，八十首是已經oversize，物超所值了（笑）。

那當然有點變化，其中有二十多首是我把唐詩改寫，並不是要改寫唐詩，我讀了一輩子唐詩，我神游于唐詩之間，就來戲唐詩。一些名詩，我就寫一首新詩來呼應它。我還是對唐詩致敬，不過我有不同的看法。

這本詩的后面有四首長詩，包括前幾年湖北省的秭歸縣，屈原的故鄉，端午節有祭屈原的盛典，縣長、縣委書記請我去參加，那個時候我已經寫了六首祭屈原的詩，那我想人家請你不遠千里去，在會上還朗誦，總不好意思把一首舊作拿來敷衍一下，所以我新寫了一首，第七首，八十多行，滿壯觀的。這首也在《太陽點名》裡面。

還有一首寫米開朗基羅的傑作，他曾經雕過聖母抱聖嬰。另外一首詩雕的是大衛的像，以色列的聖君，他花了三年時間雕好了。這是他的一件傑作，我把他雕的經過，心靈的變化以及他的成就，寫在這本詩集后面，比較是敘事的。我以前的詩集呢，抒情的比較多，現在這首比較客觀的敘事，也算是一個嘗試，而且引了悲哀韻。悲哀韻是因為西方有些詩是悲哀韻，像莎士比亞的台詞，都是用悲哀韻的詩來寫的，悲哀韻有一定的詩的節奏，這個也很難寫的，我已經教了那麼多年詩了，也苦寫。

詩社，應時開適時關…

您認為詩社與詩的關係是什麼？是不是每個人在一開始寫詩的時候，因為單打獨鬥會比較困難，所以應該要找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，最好有詩社可以作為一個平台？

詩社對于年輕詩人是有幫助的，比如說詩社有十二個人，那就有個保證至少有十幾個人是你的讀者，而且可以互相鼓勵。這個是有幫助的。可是如果過了五年八年還是那十二個人在一起的話，就有問題了。

就跟近親繁殖一樣的，因為你沒有遇見挑戰，或者變成一個幫派，人家罵了你十二個人中間的一個，其他人就起來罵回他，這個也大可不必。一個詩社能夠培養出幾個傑出的詩人，就盡了它的責任，應該就關起來了，不要再開下去。（笑）

有一篇訪問提到說，老師平常有在閱讀一些跟搖滾相關的文章，甚至聽一些搖滾樂，那不曉得在音樂上的養分，有讓您的詩歌創作有些不一樣的面貌和靈感的啟發嗎？

是，我對音樂跟繪畫都很喜歡，也把這裡面的好處想辦法移到我的文字裡面來。開始是對古典音樂非常欣賞，后來呢，對民歌民謠，后來對爵士音樂，搖滾樂，都很喜歡。我最喜歡Beatles，也喜歡Bob Dylan這些。

少時老時拿獎，皆一樂也

我們知道您現在還是持續地創作，那您的日常是怎麼樣的？是每一天很規律在某個時間要坐下來寫作，某個時間要閱讀或運動，或做一些休閒活動？

我剛分析我三分之一什麼，三分之二什麼，其實是一種“我希望如此”，其實我現在三分之二的時間花在運動上，到處去講學啦，領獎啦頒獎啦什麼什麼的，活動太多，定不下心來，我希望能夠比較安定一點，不要天天出動去幹什麼。活動太多。現在實際的情況是活動佔去了三分之二時間，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時間來閱讀啊、寫作啊、備課這些。

這個獎項（花蹤世界華文文學大獎）對您來說具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？

獎不嫌其多啊，就像粉絲也不嫌其多一樣，多多益善。我今年在台灣也得到行政院的文化獎，那也是個大獎，兩年以前我還得過星雲全球華文文學獎，不過呢，在馬來西亞這個獎的話，因為直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這個獎的評審委員有幾個，因為是他們承認我嘛，可是我想有台灣作家（當評審），香港大概也有，像潘耀明我懷疑他也是，不過這個事情我不便去打聽啦（笑）。

在台灣得獎，我講過一個笑話，我說，年輕的時候得獎應該跟老頭一同得，因為這表示你成名了，年老時得獎應該跟年輕人一起得，表示你還沒有落伍（笑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