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馬華人宗族發展（第四篇） 洪門分支以“公司”形式經營 宗族結社凝聚力量

報導：許雅玲
圖：陳金榮、本報資料中心

來自檳城的王琛發教授坦言，研究大馬華人宗族發展，絕對不能忽略唐宋元明以來，南海諸國早已存在各自地方上華人社會的“史實”。

18世紀華人先民到南洋各地開荒，就是延續明代軍隊體制的會黨組織，有組織、有共同意識形態，去建立制度、建構秩序；而“公司”，原本是明朝流亡政府武裝自治部隊自供自給的制度。

改變殖民者加諸我們的歷史觀念，瞭解華人開拓主權原來組織形態和演變，必能釐清各種最初到后期的迷思，包括：“為什么吉隆坡的惠州會館，最初成立，不但接受同在三房海山公司生死與共的台山赤溪人，甚至可以讓赤溪人接任惠州公司領導；可是，與海山公司對立的劉關張趙宗族集團，即使是真正惠州老鄉，卻成為內戰戰場上的死敵？”

明末清初前，因為天災戰亂，中原人無數次從北方遷徙到南方；明末清初后，因為天災戰亂，南遷的中原人，才開始遷徙到海外，包括馬來亞。中原人遷移脈絡，應該不會引起爭議。

明末清初，華人祖先遷徙到馬來亞，均是按照中國傳統的左祖右社概念，在這裡重組新開發區。然而，新土地缺乏律法的保障，也沒有國家實力作為后盾，加上定居墾殖需要土地及灌溉設施等，又要防備不同族群攻擊及械鬥，華人開始組織結社，地源、血源及方言等的關係，便成為結社組織的依據。

這些不同姓的同鄉，到所有“失去中土”的中華列祖靈前，以“洪〞（源由于“漢”人失去“中土”的拆字喻意）結義，可視為最大形態的宗族聯合。

實意是，再把明朝五行軍制，化為同時又是內分五房的結義關係，分散到各地分支，各自以具體的“公司”組織自稱。“公司”的最早起源，可追溯到明朝，由鄭成功主導的南明部隊，依賴著海上貿易，結合根據地墾荒 ，長期包圍中土，定要反清復明。

經營南洋各地開拓區

“從清朝留下的明鄭檔案看來，艦隊成員結合南洋根據地民眾，建立自供自給經濟組織，就叫公司。”王琛發說：“洪門子弟自認是明軍流亡部隊，不敢僭越朝廷另設政權，亦不敢自認可以擁有正式衙門單位。

“然而，生活在地方土侯與外國勢力環伺之下，華人一定要建立共同的基本社會形態與規範，作為現實社會組織的‘公司’制度，便可能回應現實需要。”

探究起來，在明末清初，南洋華人社會延續過明朝鄉約（以地方鄉約自治呼應朝廷規範， 處理內部與管制來往旅人事務）的“亭“之概念，再演變到至遲在乾嘉年間，由各處的“亭”支持自認明軍部隊開發到各地建立根據地，洪門各地分支以“公司”形式經營南洋各地開拓區。

授職按明朝流亡政府

昔日，洪門內部授職，是按照明朝流亡政府，例如“禮部尚書”或“兵部尚書”，萬一反清復明成功，他回去就是這個官職！

大馬文史研究人員，進行華人會館研究時，看到檳城五福堂內，或胡靖古廟，某些先人拿著什么官位，會跳起來：偽造！中國根本查不到……這位文華殿大學士，中國歷代王朝的所有官職裡面都找不到，肯定造假！

學者認為是偽造，但市井小民不認為是偽造，直至今天，報章訃聞中會看到：“深切哀悼xxx本會兵部尚書xxx輓 ”，證明一些華人組織，仍追隨傳統，把一些有功的，同時負責管理行政的人員，加封為太子太保，文華殿大學士，或者根據職能，分封為工部尚書或兵部尚書。

“公司”成員不再是“兄弟”

早期，華人組織都叫“公司”，即“公共之司（機構）” ──凝聚勢力，對內協調、對外交涉的自治組織，藉以照料成員從經濟利益到社會福利的需要。

華人開墾區，到處都是“公司”。“公司”，根據成員多數源自的原鄉，以地緣鄉會名義出現在南洋洪門內部，宗姓村落也叫陳公司、林公司；華人的鄉團組織也叫海南公司、惠州公司。在大山腳的老義塚，還留下痕跡，義興總館和當地義興館帶頭，其他宗姓公司參與，查其當地義興館董事人名單，又屬于檳城惠州、潮州等公司在當地的聯絡人。

不論是屬于大房的“和勝公司”、屬于二房的“義興公司”，以及屬于三房的“海山公司”，各“公司”底下，地方性質分支“公司”，才是維護具體開拓地區的武裝自治生產隊伍。

今天，經濟組織仍沿用一個公司名稱，但已變成私人責任有限公司，公司成員不再是“兄弟”關係，錢不再來自大公司和歸為大公司作為福利用途。

殖民者改造削弱華人組織

英殖民政府在1880年的一份報告宣稱，“當地90%華人歸屬會黨秘密結社“。

19世紀末，英荷殖民者，動用統治機器全面消除華人會社的影響，一方面籠絡會黨各分支上層，讓他們成為甲必丹、立法議員，一方面在1880年代前后開始各種限制、改造華人組織的法令，使得原來龐大而公開的華人“公司”，分割成為各種方向的福利組織, 母體或轉入地下演變為真正的“秘密結社“，並失卻了他們在各地，以武裝自治維持生產與規範社會秩序的局面。

之后，“公司”對東南亞華人社會的主導力量，先后被殖民政府威權和現代國家權力取代；“公司”的財產和名字也變化，例如：馬六甲原來的海山公司，演變成惠州公司，再演變成惠州會館。

“在西方政權思想洗腦加上以學術之名改造華人史觀的影響下，自稱的“公司”演變成沒有生產根據地、他人稱為的“會黨”；“公司”光榮傳統被淹沒、組織被污名化，甚至成員也不懂發奮自愛，以為自己應該就是像西方形容的那樣。”王琛發說。

葉觀盛率員組惠州會館

“吉隆坡開埠之初，以惠州公司為主。實際上，有一部分惠州人，不屬于葉亞來的集團，他們另組成劉關張趙公司，跟葉亞來的惠州公司是對立的。”王琛發說：“偏偏，“公司”以生產區為基礎，又受到原來投靠生產區人員背景影響，這又形成，參與葉亞來領導的惠州公司裡面，很多又不是惠州人。”

吉隆坡的惠州人，大部分都是屬于海山公司，但也有一部分（劉關張趙），不滿葉亞來接管整個地區的主權， 而轉頭和嘉應州人的義興公司聯合。海山和義興屬于不同生產區，這形成，兩大隊伍在中馬區對抗，而當時，很多赤溪人，根據家鄉族譜，同姓（葉）是自己人，加入惠州公司，跟葉亞來一起戰鬥。

“大馬華人鄉團的早期結構，並不是那么簡單。有了這方面的認識便知道，那么，這之后，成立惠州公司的其中一位創辦人，是台山赤溪人葉觀盛，亦不足為奇了──他領導惠州人，和大家生死以共，所以先成立了惠州會館，后來才成立赤溪會館。”

組織職銜稱號用詞生動

“公司”，也是洪門組織各分支對內對外的主體單位，組織核心包含：大哥、二哥、先生、先鋒、紅棍、十三省議事、櫃匙、收櫃、代收櫃，到領導小範圍地區性質的“草鞋“，還有掛上“帶馬”職務的人員，負責評鑒以及帶進新丁。

“組織人員強調“錢櫃”管理，帶入新人叫“招軍”，入盟活動也叫“上船開墟”，這些史料的用詞生動反映了流亡部隊招兵買馬開發新生產區的概念。”王琛發說。

“公司”開拓地方的貢獻，就是華人如何將沒有意義的土地，轉化為具有文化與經濟價值的“落地生根“過程。但也不能否認，華人鄉群為了擴展本身成員的生存空間，爭奪更多地區主導權，到后期陷入慘痛的同室操戈。洪門二房分支義興公司與三房分支海山公司，在18世紀中葉的馬來亞爆發嚴重衝突。

盛明利被尊奉為保護神

依托洪門的華人先民，他們當中發展出許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先靈崇拜，都不是禮敬源自中國任何地方的神明，而是追祭原來帶領大眾開拓有功或不幸犧牲的洪門人物，宣稱他們在地方上成仙，化昇為原來開拓地區的保護神，最顯著例子是在西馬被視為礦區保護神的盛明利。

1858年，33歲的盛明利前往芙蓉亞沙，創辦明發錫礦公司，獲利甚巨。兩名土酋為了爭奪華人繳交的錫米稅和保護費，引爆戰爭，華人也因幫派礦場地盤，牽入其中。

盛的海山公司在戰役中失利，便領著殘余部卒，取道森林，打算投奔蘆骨統治者珠瑪亞德處暫駐；途中迷路，加上絕糧，只好折返芙蓉戰區，去找有交誼的馬來朋友借糧；不料碰到敵方酋大隊人馬，被擒去，並斬首。傳說盛明利犧牲之際，頸濺白血，一時稱為神奇，俱說“盛已名登仙籍”。1861年，其舊部在芙蓉拉沙建千古廟，以作紀念。

信眾擴展到鄰近礦區

盛的繼任者，葉亞來，得到盛報夢，毅然辭去甲必丹之職到吉隆坡發展，后于1864年，親往芙蓉恭迎盛之神位回吉隆坡供奉。其后吉隆坡四年戰爭中，海山公司節節勝利，被認為是仙四師爺顯聖。1873年，海山一統吉隆坡天下后，隨著信眾擴展到鄰近礦區，盛被尊奉為更多新市鎮的保護神明。

王琛發說：“通過神道設教，先說明我們的先輩這個地區流血流汗，被天地認可為本地保護神；現實中，他結義兄弟的后人，至今繼續當地開拓，自然為了說明華族在這兒擁有自古開拓的主權。”

明代已有南洋華人史

王琛發說：“我們不能忽略，自清朝入關中原以后，原來明代已經散佈南海諸國的各地華人社區，包括馬來亞有很長時間，是以南明遺民自居，其后又有承繼南明遺民反清復明思想的洪門子弟，作為主力，形成明末清初以來，南洋華人的社會歷史基礎。”

在南洋，現今可追溯明末遺民社會的極早證據，可以馬六甲青雲亭廟《甲必丹李公博懋勳頌德碑》為證，此碑刻文有說，碑文所記載的李為經甲必丹，在昔日“因明季國祚滄桑、航海而南行，懸車此國” ，而碑上記載的立碑年份是“龍飛乙丑年刱”。對照李為經孩子替父親設立牌位時候，用了明清兩朝年號：“生于萬曆肆拾貳年甲寅捌月，卒于康熙拾柒年柒月”，可知“龍飛乙丑年”即是西曆1685年。

他進一步說明，：漢張衡說“龍飛白水”，意味著等待舊皇朝后人從民間奮起，重出新君，接續道統。

新丁入會需答問題

但參照倫敦大英博物院所藏，荷蘭人施列各引用荷蘭殖民在19世紀中葉搜獲的洪門文件，記錄了新丁入會上的《先鋒問答》儀式，是使用粵語方言：

問：有多少書友？答：一百零八。

問：讀乜書？答：讀章書。

問：讀邊句？答：讀到洪水橫流，氾濫于天下。

王琛發說，各種版本會簿，紛紛出現《孟子》的《萬章篇》，可見這是確保中華文化“洪”水氾濫，讓失去中土各姓后人四海包圍清朝的根本思想，開拓本土是儒家意識形態，重組社會，再建中華。

重演紅花亭聚會

儀式上，洪門拜請儒釋道三教神聖與洪門諸先烈見證新丁，確是依靠神道設教確保“招軍“之嚴謹。從入會請神到歃血為盟，都是為了模擬自願帶糧投軍，重演傳說的紅花亭聚會，以強化《孟子》“取義”所為何事，如何建構社會新秩序。

儘管某些新丁可能是文盲，但他們仍須學習會中事務，會中交接暗語總是背誦相關歷史人事或民俗信仰的詩詞，會內不外傳的手勢訊號又會涉及河圖洛書，都是點點滴滴滲透向心靈的文化認同，包括規範個人對待社會和本身的定位。

以明朝軍制旗號分配

17到20世紀初期，華人“公司”就像一個生產軍團，管理深入扎根到街區里巷的層次，並根據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“和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“命名，這其實也淵源自明朝軍制旗號分配的作法。

英國人萊特在1786年佔有檳榔嶼以后，1794年所寫致印度總督報告，描述檳榔嶼當時已有三千華人，最堪重視，更不忘提起：“他們善以秘密結社，以反抗政府法律之不稱意者，其人勇而敏，恐必為禍于將來。“

由此可知，“公司”當時作為集體武裝力量兼經濟生產集團，與村鎮類似日常鄉制的組織不同，可能一體兩面，也可能取代后者，直接控管整個地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