溫任平：譯介的現代性：“桐城妖孽”林琴南

清室將歿，民國待興的1905年，過去對林琴南讚許有嘉的一群激烈的新文化人，包括陳獨秀、錢玄同等人，開始不滿林琴南思想的溫和。彼此對中國倫理、家庭制度、社會改革的看法漸行漸遠。“譯介現代性”如果是一條過江龍，則龍生九子，各個不同，現代性的內部矛盾漸漸尖銳化。

林譯《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》（1904）、《英孝子火山報仇錄》（1905），提孝道，力言西方人也重視孝道親情。歐美文明不排斥孝道，他認為中國新文化實不必“以仇視父母為自由”。1907年，周作人指出父慈子孝那些老套“語尤荒謬”。1915年林譯《鷹梯小豪傑》，強調社會秩序乃以孝悌為根柢。林琴南維護孝道，是針對性的，當時反家庭、反封建、反倫理的各類激烈思潮，在中國社會內部澎湃。

五四運動風起雲湧

1919年五四運動掀開了個人覺醒、社會政治變革的帷幕。這一次文化交鋒，歷史全然站在新文化這一邊。五四是一場不斷累積能量的文學改良運動，白話文取代了古文。林琴南用古文寫作，而且是熱銷作家，頓時成了眾矢之的。他不諳外語從事翻譯，過去是美德，五四運動后卻成了被攻訐的把柄。

林琴南于五四白話文運動之初，于報章發表給蔡元培的公開信，強調：“若盡廢古書，行用土語為文字，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，按之皆有文法。”更使林琴南成了新文化的敵人，文學革命的絆腳石。周作人稱他為“桐城妖孽”、錢玄同指他是“亡國賤俘”，學術討論淪為人身攻擊。

至于林琴南的翻譯，劉半農指出：“林先生往往把外國極沒有價值的著作也譯了出來。真正好的好著作，卻是極少數。…第二是謬誤太多，把譯本和原本對照，刪的刪，改的改，精神全無，面目全非。”被圍剿的林琴南，前譽后毀，于1924年鬱鬱以終。

“譯介現代性”是把兩面刃，當年對林琴南推崇備至的新文學作家、學者，掉轉槍頭向他開火。“現代性”的跌宕起伏，正是其本身的特色。中國的政經文教各領域就是在“維護傳統”與“現代化”的碰撞過程中成長的。

事實上，五四文學運動的大將，包括胡適、周作人、鄭振鐸、錢玄同對林琴南可謂既恨之又愛之。胡適發現林紓壯年寫過白話詩，曾建議把林列為文學維新派。胡先生對林紓的翻譯事功作出這樣的批評：“古文的應用，自司馬遷以來，從沒有這么大的成績。”

內在矛盾互動互補

的確，“譯介現代性”充滿了互斥的矛盾性，這種內在矛盾形成互動互補反而成了中國現代性萌長、茁壯的重要因素。

鄭振鐸在林琴南事件提出“適譯”，我留意到《西遊記》（Hikayat Jelajah Barat）的國文翻譯刪節不少，用到了不少意譯與鄭振鐸的“適譯”（適當的翻譯），避開伊斯蘭的忌諱。我想《紅樓夢》的國文翻譯面對的文化忌諱，應該較唐僧取經的故事少。曹雪芹的儒釋道思想如鹽入水，已經融化為中華文化。

想當年林琴南與王壽昌合譯《茶花女》，王口述，林筆錄，每至情節悲慘之處，兩人輒抱頭大哭。翻譯得如此投入，譯本焉能不動人？至于《茶花女》的亞芒發怒而“拂袖而去”，有人問“西裝袖子如何拂得？”；寫茶花女“挑燈夜讀”，也有人問：“茶花女的香閨何來油燈？”這些質疑並沒影響《茶花女》的一紙風行。類似問題，可能在《紅樓夢》馬來文版面世后，也會有人提出；應該無傷大雅。

（2016/07/10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