邱仁傑：東協聯合公報，有那麼重要？

第49屆東協外長部長系列會議從本月23日至26日，在寮國首都永珍舉行；寮國是今年度東協輪值主席國。

這是南中國海仲裁案之后，東協組織舉行的首場會議；中國外長王毅也出席了會議，因此本次東協外長會議，是仲裁案后，東協與中國管控好南中國海風波的重要平台。

在寫這篇稿時，我身在永珍會議中心，親臨現場了解東協如何與中國共同管控好南中國海的風波。

同時，我也與多個東協國家的高級外交官討論了此事；本屆東協外交部長會議，新聞焦點是南中國海的問題，而且大家都關心，東協組織如何在這一次南中國海問題中，發揮公信力，擺正東協的立場。

本文截稿時，東協外交部長尚未發布一份聯合公報；因此本文就不談及這一次外長會議的結果；我們先回顧過去，南中國海的問題，是如何沖擊東協的公信力。

2012年柬埔寨擔任輪值主席國時，東協外長就首次因為南中國海問題無法取得共識，無法發布聯合公報，創下了歷史上，首次東協外長無法發布聯合公報的紀錄。

在東協成員國如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努力推動下，東協外長最后以《南中國海的6點原則》，來取代東協外長聯合公報。

隨后在2015年，在吉隆坡舉行的東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，也因為南中國海問題無法取得共識，使得聯合公報無法發佈。

今年6月14日，在中國昆明舉行的東協外長與中國外長特別會議，發生了無法發佈聯合媒體公報的問題。

解決問題政治基礎

隨后于7月12日，南中國海仲裁案結果出爐后，東協再度因為內部無法取得共識，而無法發布一份特別聲明，結果最終由東協成員國各自表態。

也許人們會問，這些聯合公報是否真的對管控局勢帶來實質幫助？沒錯，這些聯合公報的確不具備約束力，但卻是重要的政治意向性文件，是解決問題的政治基礎。

如果連對一份不具備約束力的文件都無法取得共識，那么也就談不上付出更大的政治決心，來促成一份有約束力的文件，如《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准則》。

所以不能小覷一份聯合公報無法出爐的嚴重性，這份文件是擺正政治意向的重要基礎，如果它出現無法發佈的情況，則意味著東協的立場將會受到打擊，屆時將無法管控好國際政治競逐對東協成員國帶來的影響，包括無法有效的管控好南中國海秩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