學習現場.當我想起,老師說…(下篇)嚴師與我 處罰也是關懷 | 中國報 China Press

學習現場.當我想起,老師說…(下篇)嚴師與我 處罰也是關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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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導:方俊心
圖:攝影組

求學時期被罵被罰最可怕,老師氣得頭上冒煙的樣子,使我們腎上腺素飆升,心跳加速,手心冒汗。不過這樣的時刻,也有可能成為我們一輩子最重要的時刻之一。

老師在教室前破口大罵,隔了好幾排同學的位置,把簿子飛到你面前。

老師走到你隔壁,在那讓人跼促不安的空間裡,伸出手捏你耳朵。



過了十年、二十年或更久,你可能不會記得當時的羞辱和難過,你可能會記得的是,老師因為對你期望過高,所以儘管你的錯誤只是一丁點,卻使他極度失望而生氣。

你也可能會發現,那時老師說的話就像烙印一樣不可磨滅,在你往后人生裡的某些時刻,跳出來提醒你,使你成為今天的你。

明天是世界教師日,受訪者談對自己影響最深遠的老師,被罵被罰也是其中重要的內容。

教師日關注老師地位與待遇

聯合國教科文組織(UNESCO)在1994年把10月5日列為世界教師日(World Teachers’ Day)。10月5日並非隨意挑選的日子,在28年前,也就是1966年的這天,UNESCO採納UNESCO/ILO Recommendation,以實際行動關注老師的地位與待遇。

這份議案書上列明了老師的權利與職責,另外也註明了老師的培訓、進階培訓、聘請、僱用、教導與學習的條件的國際標準。

自UNESCO採納這份議案以來,它已成為了提供素質教育的前提下,維護老師的地位與待遇的重要指南。

1997年10月5日,在UNESCO的大會中,UNESCO再採納了UNESCO Recommendation,以關注高等教育者的地位與待遇。因此,10月5日也是在紀念這件事情。

今年的世界教師日,UNESCO總部將舉辦Hamdan Prize頒獎典禮,同時也舉辦研討會,探討跟教學者相關的議案書的運用(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Teaching Personnel experts)。

我國馬來亞大學是今年Hamdan Prize的得獎者之一,預計將可獲得約15萬美元獎金。

確保專業教師受到尊重與合理的待遇,並不是單一組織或個人的角色,每個人都可以透過慶祝、倡導,幫上一點忙。

(資料來源:UNESCO網站)

胡文健跟邱子健老師從來不曾合照,連自拍照也沒有。
胡文健跟邱子健老師從來不曾合照,連自拍照也沒有。

老師的戒尺時時警惕我

生:胡文健

師:邱子健

很多人都曾到才藝班上繪畫課,不過不是每個人都跟胡文健一樣,可以在那裡遇到影響自己一輩子的老師。他的老師叫邱子健。

有件事情文健記得頗清楚:“邱老師會罵人,我給老師扭過耳朵。”

那時文健家境清苦,家人要送他學畫已不容易,因此材料費能省則省。別人的水彩一盒十二色,文健只買了紅、黃、藍、黑、白五色,要用到其他顏色的時候,必須用這五種顏色調色。

他在這方面能力不錯,調色從來不出問題,也許是因為這樣,久而久之自負起來,“年輕人就是很容易驕傲,很有信心,很有把握,覺得自己不會錯。”

結果有一次就因為不專心而出錯了。老師先讓他解釋,為什麼會這樣,他的答复讓老師不滿意,于是老師就擰他的耳朵。

“那時不是怕,其實是有點沮喪。覺得自己做不好,讓老師失望、生氣,要拉我耳朵。”

他覺得老師是因為很了解他好強的個性,希望他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,所以這麼做。

“現在我會時常告訴自己,不要太驕傲。”文健微微笑。

文健從中三開始跟邱老師學畫,現在雖然他已不在那裡學畫了,跟老師的關係依然要好,時常跟老師聚會。師生間幾乎無所不談,遇到工作上的麻煩、個人糾紛等,文健都會問老師,老師也會跟他分享自己在旅途中拍攝的照片,跟他討論攝影或設計的事情。

文健形容,當年開始跟老師接觸,是他人生中第一個轉捩點。繪畫需要技術,技術卻不是繪畫的全部,它背后還隱藏了很多考量,而這些的加總,會影響一個人對事情的看法。“這些事情跟家人不能討論,是老師讓我開竅的。”

老師也很用心觀察學生的個性,體察學生的需要,當時是他鼓勵文健申請藝術學院提供的獎學金,報讀較傳統的平面設計系,打好設計基礎。今天文健在電玩設計公司擔任組長,帶領團隊衝鋒陷陣,以前跟老師一起累積的籌碼居功不少。

儘管師生關係好,文健跟邱老師卻從不曾合照,甚至一張自拍照也沒有。有些人對待跟自己關係好的老師,可以像好朋友、好兄弟一樣,勾肩搭背;文健跟這位懲罰過他的邱老師,卻不是這種。

問張大春有沒有留下以前跟俞敏之老師的合照,張大春說:“沒有合照。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呀!”
問張大春有沒有留下以前跟俞敏之老師的合照,張大春說:“沒有合照。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呀!”

罵別人三句,罵我五句

生:張大春

師:俞敏之

那年張大春在台灣光仁小學讀五年級,俞敏之老師在教室前聲色俱厲,接著,隔著五六個同學,把作文簿扔到張大春面前。

全班同學一起回頭看著他,“他們當然也都立刻明白:俞老師是因為失望而生氣的。”張大春在他的新書《文章自在》裡這麼寫道。

俞老師為什麼這麼生氣?原來是張大春寫的作文〈放學后〉,第一段跟第二段毫無關聯。接近五十年前的事了,這段挨罵的經過,張大春卻似乎記得非常清楚,在書中交代得仔細。

“從俞老師麾下,一直到高三,前后八年,教過我國文的還有……老師;幾乎每一位國文老師都當堂朗讀過我的作文。那些一時為老師激賞、同學讚歎的東西究竟是些什麼東西?我連一句、一字都記不得了,五十年春秋華髮到如今,印象深刻的偏只‘載欣載奔’和〈放學后〉那蹩腳的起手式。兩番痛切的斥責,則字字灌耳,不敢或忘。想來興許有些沉重,卻在我成為專職寫作之人的時候,時刻作用著……”

這位俞老師是張大春五年級的班導,教他華文。“老太太個子矮矮的,每天抽煙,她的手都黃的。抽沒有濾嘴的煙,在教室裡抽。寫得一筆好字,毛筆字。”張大春的眼睛似乎在看向很遠的地方,對我們回憶道。

他說,其實全班同學都知道俞老師最寵他,因為他文章寫得好,可是也因如此,所以老師對他加倍嚴格,同樣的犯錯,“罵別人三句,罵我五句”。有次張大春在文章裡用了“載欣載奔”這個成語,俞老師足足罵了他一節下課。難怪請張大春回憶他最懷念的老師,他會說:“大部分記得的都是罵我的部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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